借由”西北”观辛弃疾的一生:“悲天地、为予窄”
在两宋词史上,辛弃疾是一位罕见的文武兼修的词人。他青年时期即以万夫莫开之勇,率五十轻骑入万人敌营,随后渡江而来,震动朝野。然而,正如几十年后陈人杰友人所说:"东南妩媚,雌了男儿",南宋当局者已然"直把杭州作汴州",辛弃疾又作为一名不受信任的"归正人",空有一身才干不得重用,只能在宦海沉浮中指叹山河,道一句"悲天地、为予窄"。
东南妩媚,王业偏安,而慨然南渡的辛弃疾却始终无法忘怀自己的故国、故乡,读罢辛词,一个坐断东南、穷目西北的词人形象跃然眼前。通过翻阅《辛弃疾词新释辑评》,我发现有9首词作中出现"西北"这一地理方位词,尽管在600多首词作中,"西北"一词只出现9次,但是词人在不同境遇中书写的"西北",俨然蕴含着不同的内涵,折射着词人不同的心绪,因此,"西北"一词出现次数的消长变化,也正印证着词人从壮岁到暮年的心路历程。
南归初期,辛弃疾先是寓居京口,隔年任江阴签判,紧接着便上书《美芹十论》,直捣关枢,反驳"吴楚之脆弱不可以争衡于中原"的言论,1170年又上书《九议》,力图恢复之事。尽管朝廷对此兴致阙如,这一时期依然是辛弃疾生命力最充沛、抗金斗志最高昂的时间段。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 年)秋,距稼轩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南归已七年,从江阴转到广德,又从广德转任建康。是年在建康通判任上,29岁的词人为友人赵介庵写了一首祝寿词《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不同于一般祝寿词,该词融入豪情壮志,词人以平戎功业相许,以匡复壮志互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词云:
千里渥洼种,名动帝王家。金銮当日奏草,落笔万龙蛇。带得无边春下,等待江山都老,教看鬓方鸦。莫管钱流地,且拟醉黄花。
唤双成,歌弄玉,舞绿华。一觞为饮千岁,江海吸流霞。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
此词与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意境颇像,苏词云:"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这是太平盛世时候的士人襟怀,以才学致君尧舜。到了辛弃疾这里,民族问题迫在眉睫,词人便展现了英雄气度,称:"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极具魄力。"西北"在这里既是地理方位,指向被胡人占据的中原大地,同时也与宋朝的华夷之辩有关,司马迁有一个论断:"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本是对三代以来的历史规律总结,但是对于列强环伺的南宋,这一论断无疑给人带来了深切的忧虑。西北处既是旧日大宋的河山,也是外夷的所在,词人说"西北洗胡沙",既表露了对驱除金人、匡复故国的希冀,也折射出当时士人对中原王朝正统性遭到破坏的杞忧。
隔年,辛弃疾仍在建康,在赠人词《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中云:"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这里用了神话典故,极备奇情壮采,依然充斥着收复故土的理想热情。但是到乾道八年(1172年),辛弃疾已将"万字平戎策"在临安尽数上呈,而朝廷的回馈只是将他调往滁州。词人在滁州登楼兴怀,感慨万端,在《声声慢·滁州旅次登楼作和李清宇韵》中云:"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东南虽好,他却于佳气外看见了胡尘里的西北神州。而他南归十年,故国却无分毫收复迹象,情难自禁,悲从中来。"怀嵩人"即李德裕,在词人的想象中,李德裕大概会哂笑他深陷地方,不得归去,"楚尾吴头"也不单指滁州,如上文所言,词人曾在《美芹十论》中反驳"吴楚之脆弱不可以争衡于中原"的言论,然而几年过后,他依旧深陷这"楚尾吴头",故国遥遥难望,他如何能不抑郁难平?词中的"笑"正是蕴含着无尽悲凉的自嘲。"西北"一词从这里开始,在豪情与杞忧外,染上了不遇的悲郁。
淳熙二年(1175年),辛弃疾离临安远赴江西任上,任江西提点刑狱,隔年在当地写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根据唐宋编年地图显示,此时开封庶几在赣州正北,但"西北"已经成为词人习惯性的方位符号,所以也不必拘于地理位置。除此之外,这里的"长安"也有可能是实指,如果是实指,长安的确在赣州的西北方位,那么词人就是通过遥望长安来追慕汉唐气象,而长安被群山所遮,即指难以恢复汉唐的繁荣昌明,以此展现南宋流民之困苦悲哀和自己的抑郁失意。"无数山"是实写,赣西多山,处处崇山峻岭,作者未必意图借此指代抗金之路上的种种阻碍。同理,"毕竟东流去"一句 ,既可虚指愁,意在抒发愁闷之深广,也可虚指时间,意在慨叹年华之易逝,未必就指向抗金力量的不可阻挡。无论取哪种理解,词作的内核都是词人对故国的一片拳拳心意、深切萦念。
辛弃疾早期的宦游时期是他抗金热情最为高涨的时期,此时他还没有经历被迫闲居,还没有料到自己会"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或以豪情,或以悲郁,孜孜书写着笼罩在胡沙中的"西北",心魂始终瞭望着故园的方向。这份瞭望伴随了词人的后半生,在绍熙初年,他闲居带湖时,写下两首送别词《水调歌头·日月如磨蚁》和《水调歌头·相公倦泰鼎》,无论是怎样的风物和宽慰,最后都落到"西北有神州"。在他二度罢职于带湖时,又写下木兰花慢(题上饶郡圃翠微楼):"登楼更谁念我,却回头、西北望层栏。"他不再说"神州"或者"长安",所望所念,却不言而喻。
开禧元年,辛弃疾出守京口,登上北固楼,问:"何处望神州",他自然知道神州在西北方,在他年幼时,也曾随着父辈用足迹丈量过那片土地,壮岁时也曾在那里冲锋陷阵、百折不回,此刻他壮怀不减,依旧积极用世、追慕先贤,他由京口想到孙权,孙权"坐断东南",不畏强敌,与曹、刘政权三足鼎立,南宋亦"坐断东南",却偏安一隅,懦弱畏战,批判之意了然于目。然而在批判之外,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半生跼天蹐地,囿于方寸,"坐断东南"。此词虽然没有"西北"一词,但"西北"却是它的隐含方位词,词人坐断东南而穷目西北,此时"西北"不只是故国、故园,不只是用以维护华夏正统论,在豪情、悲凉、忧虑之外,"西北"已然凝结成他毕生难以实现的理想,融入骨血的遗恨。
借由"西北"一词纵观辛弃疾的一生,从他壮岁突骑渡江,挑灯看剑,到暮年龙腾虎掷,热血难凉,可以说是穷尽一生,矢志复国。然而理想愈崇高,现实就愈跼蹐,他的一生亦是一个于荆天棘地中缓慢受锤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