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之勇”与”妇人之仁”：《史记》文字后的命运预言和现实投射

《史记》记载韩信在策拜登坛时讥讽项羽"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成为历代对项羽的经典评价之一，却暗含了韩信自身悲剧结局的命运预言，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斥责司马迁"挟私谤史"，其背后隐含着诸多的现实投射。这篇文章就想跟大家谈谈《史记》文字后的命运预言和现实投射。

一、"策拜登坛"时期韩信的命运预言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述了韩信拜将后，在刘邦面前历数项羽之失：
"项王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韩信作为投诚汉营的楚军中郎将，依然怀才不遇而再次逃跑，被萧何于月下追回，再受汉王刘邦"策拜登坛"之礼遇，春风得意之极，深深地讥讽和嘲笑了老东家项羽的"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笃信项羽虽是"力能扛鼎"的"万人敌"，"霸天下而臣诸侯"，但天下所归注定不是他。其言辞之生动，举例之精当，教无数后生倾心叹服，不愧是太史公手笔。

太史公发愤著书，素来喜欢在文字中倾注自己汹涌澎湃的炽热情感，以至引来船山先生讥"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然而，韩信拜将后的这番话，当真是太史公借韩信之口发表的议论吗？

"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太史公怜之；"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太史公亦深责之。联系到太史公对淮阴侯"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的"太史公曰"，不难看出项韩两人在"自矜功伐"方面的相通性，近乎形成了一个微妙的镜像结构，且皆为太史公所讽笑。

韩信浑然不觉，建功立业的心像炭火般的红，欲焰跳跃在眼中，野心吐纳在呼吸里。而船山先生于《读通鉴论》信手拈来，仅仅从"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一句，便可看出韩信的性情、才能与格局，令人豁然开朗，茅塞顿通。

"孙吴韩白，用兵之圣也。"韩信的军事才能历代备受赞扬，这点毋庸置疑，可与先秦名将孙子、吴起和白起同台竞技，相提并论，个个都是牛人。"功高无二，略不世出"，然而韩信虽然承蒙萧何盛赞"国士无双"，却始终只适合当一名"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杰出将领，并不具备"与闻天下之略"的大局观，惜哉他总是不满足，这铸就了将星陨落长乐宫钟室的悲剧收场。

二、韩信、项羽的合理失败
船山先生何故言之？

很简单，"挟市心以市主，主且窥见其心，货已仇而有余怨。"

韩信无疑是个聪明人，他在登坛时说出那番话一定有他的用意，或许是想借打压项王以谄媚讨好汉王，却也怀着深深的私心，带着点儿暗示、要挟与洗脑的意味。韩信希望觅得封侯，世袭罔替，所以言辞里把一切视作买卖，贩卖自己的军事才能，好换取爵位的尊荣，却不知封爵并非君主拿来收买天下人心的工具，不是菜市场上的大白菜任你挑挑拣拣，还能三斤大甩卖。"且爵赏亦岂必其足荣哉？荣以其难得而已。"

物以稀为贵，如果君王只懂得把爵位论斤卖，想拿它收买人心，那么爵位肯定会快速地贬值，变得一钱不值，这属于最基础的经济学常识。汉高祖刘邦也曾"侈于封"，大肆封赏有功之臣，却叛乱不断，亦为身后七国之乱埋下祸根。当然，韩信也许真心地认可"爵赏珍稀"这个道理，他是那么骄傲，自不会觉得自家当与"庸才"同台并举，甚至深深为此而感到羞耻（详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羞与绛、灌等列"、"'生乃与哙等为伍！'"）。但君王不会这么想，臣就是臣，为人臣子的才能重要性远不如忠诚这一美好德行，即便刘邦会因为韩信确实绝伦的军事天资高看他，重用他，抬举他并列为"汉初三杰"，却不会纵容他的野心和叛逆。于是齐王信变为楚王信，楚王信沦为淮阴侯，封爵一捋再捋，江河日下，直至武士挥开刀斧，夷信三族。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韩信怀着这样的思想无可厚非，他本是天纵英才的贫家子，生就了才情和壮心，忍得了胯下之辱，学不会谦卑之心。先秦两汉是一个龙蛇辈出的风云时代，礼崩乐坏，青牛西行，麒麟死，春秋绝，诸子百家，战国七雄，祖龙扫六合，失其鹿，豪杰蜂起，中国的黄金时代缓缓落幕，土德之黄旗取代了玄鸟黑旗在华夏飘扬。裂土封侯的背后，是草莽布衣摇身变为劳心者，崭新的门阀士大夫阶级从此崛起。不论是文才还是武艺，鲜活、热烈的黄金时代欢迎任何有心冒险者前来挖掘黄金，追逐神鹿，蔑视战争的艰辛，举着功勋索取爵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那个剧变的时代既不新鲜也不诡异，毕竟，不是人人都具有张子房"愿从赤松子游"的智慧，也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得以善终，并且能让君王终生怀念的。

一切的结局都已经写好，一切的破败都早露端倪，"云梦之俘，未央之斩，伏于请王齐之日，而几动于登坛之数语。"这世间没有一蹴而就、一步登天的成就，也没有一瞬间的大厦坍圮。圣人见微而知萌。君王心机似海深沉，他的杀意在韩信登坛的寥寥数语中已然潜伏，等待着借题发挥的合适时机。

对于项羽之失的揣摩推断，常常"劳心"的文臣自然比隶属广义上"劳力"的武将更为恰当合理。陈平说："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项羽并非不识得英才奇士，他本身就是不世出的英雄，英雄最容易鉴别英雄同类了。他只是任人唯亲。王船山批之："琐琐姻亚，踞朊仕，持大权，而士恶得不蔽？"诸项和妻之昆弟们凭借裙带关系位高权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却受到蒙蔽，明珠蒙尘，得不到项王重用。项羽做出这样的取舍，自然也有他的无奈和理由。

项羽是三番五次的叛臣，杀怀王，斩宋义，鸩义帝，故而，同样恐惧着英武聪慧的手下们背叛自己、将自己杀死，惶惶不可终日，只敢信任自己的兄弟姻亲，实则亦是愚信。惜哉兄弟项伯与刘邦约为儿女亲家，"追而迫之刭"的吕马童也是老熟人，而追随他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将士当中，没有一个是兄弟姻亲，"兄弟姻亚不与焉"。项羽纵有千种、万种理由，哪怕这些理由都是合理的，其失败归根结底是"德不配位"，所以苏洵叹之"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大局观对于君主极为重要，也称为雄才大略，这才是明主气象。

"德不配位，必有祸殃。"项羽的才德和格局不足以守住天下，所以莫大的勇武和功勋都不能逆转乾坤，横生的桀骜野心反而加速了他的灭亡。他和韩信一样"自矜功伐"，是不可"与闻天下之略"的武将。

然而世人是渴望英雄的，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哪怕他们原本看起来并没有英雄的典型脸谱，文人雅士的丰富想象力却能塑造出来，把他们打磨成一尊又一尊显贵的神像。"八尺将军千里骓，拔山扛鼎不妨奇。范增力尽无施处，路到乌江君自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传奇瑰丽的英雄人生总是诗家文人的绝佳素材，项羽虽然是逐鹿中原的失败者，却在文艺中永生，韩信亦然。

三、从王夫之《读通鉴论》看《史记》的现实意义
太史公身受宫刑，方发愤著书，对于喜怒无常的帝王心性，感触想必极为深刻，揣摩亦是极为精微。况且他写过那么多的帝王君主，绝不可能不知晓这点帝王心术，却从来不肯在《史记》中明言，有心师法孔夫子的春秋笔法。帝王术只合纵横家师徒于暗室密话，不传于第三人之口耳。徒留读者埋首草蛇灰线，凭借犀利的眼神从中洞见那些深微的隐言，于汹涌的时代暗潮里觅得历史女神的侧像真面。

司马温公不然，煌煌巨著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写尽风云，虽然不刻意彰明，却也不讳言。

船山先生则历经鞑虏入侵、血洗中原的国破之痛，乃是明朝遗民。他久经世事沧桑，阅历丰富，爱憎分明，笔锋极其辛辣，敢于说出被太史公埋藏在如椽的春秋大笔之下的晦涩玄机。他固然讥讽太史公"挟私以成史"，自己的感悟却同样抱着鲜明的感情色彩，并且带有深深的现实投射，倒是果真如克罗齐所言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片段都会成为作者用以表达当下态度的材料，因而也具备着历代不同的现实意义。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对应文段的最后提出了总结：
不疚于天，则天无不祐；不愧于人，则人皆可驭。正义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广居；无所偏党，而赏罚可以致慎而无所徇；得失之几，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亲贤，行诱饵，贱名器，以徇游士贪夫之竞躁，固项羽之所不屑为者也。

王船山亦嘲讽称"司马迁之史谤史也，无所不谤也。"他抨击太史公《史记》为"谤史"实是为汉武帝的"虚仓廥以振民"、"徙荒民于边疆"等行为做辩护，其心态值得玩味，同样需要和明朝社会现实进行对照，却不是有意针对。

船山先生重视"正义"，提倡"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鄙弃结党营私的蝇营狗苟。党锢之祸，肇始于有汉一朝，乃是历代执政者的心头大忌，而朋党古已有之。不论唐宋元明，都非亡于外患边衅，中华只会亡于自身内患，而王船山正痛心于此。"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东林党争是缩影，东林党人虽自恃清高气节，却能践行亡国灭种之事，乃是他们看重个人声名超过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的自然结果。一一看过廷杖、大礼议、伏阙争"大礼"，这些"知直不知曲"的君子追逐名声如"游士贪夫"，实非国士所为哉。

这等人物纵然道德高洁，也只适合著书立说，和秦末汉初的项羽、韩信等武将只适合领兵打仗一样，都不是成熟的政治家。他们不会有太高的政绩，也许甚至还会学魏晋玄学清谈的诸公那般鄙视世俗，故对黎民苍生、家国社稷没有实际的裨益，加上天灾和藩镇祸乱，即便崇祯帝被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附体，恐怕也难为这无米之炊。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论太史公是"挟私"还是"谤史"，其"一家之言"乃是太史公自证。《史记》作为一部精彩绝伦的历史巨著，不论历经千秋岁月，仍旧时读时新，在每个时代都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