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大大低估了美国人民的忍耐力

团长说：这次疫情充分显现出，欧美民众的忍耐力是极强的，《三体》中让人类陷入困境的谁去谁留问题竟然轻易的被欧美解决。与之相比，我国的民众更加脆弱，对政府的要求也更高。

截止4月12日，美国确诊病例已达到529951人，死亡20608人，紧随其后的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确诊病例也早早超过了中国，死亡率更是接近中国的5倍。疫情已经在西方世界彻底失控。如果说西班牙、意大利还是因为国小资源少而无法妥善应对，那么美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人均ICU，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最多的医疗资源，却仍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则只能归结为特朗普政府的无能。

事实上，正是特朗普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无能的政府，美国人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他们在灾难时刻依然和政府同舟共济，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恐慌，特朗普的支持率甚至还短暂上升。实际上，一个连极为糟糕的治安都能容忍的国家，有怎会因为疫情就翻天呢？

一
美国和欧洲轻松解决了谁去谁留的问题

《三体》中提出过一个经典的谁去谁留问题，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法解决这个困局。但从此次疫情来看，欧美国家轻松解决了这个难题，欧美民众的承受力远远超过了三体世界的人类。

在意大利、西班牙，由于医疗资源紧缺，为了提升救治率，政府最终决定赋予医护人员临阵决断的能力，他们有权将宝贵的医护设备用于治疗年轻人，而那些生存能力较差的老人则被无情的抛弃。这样一个公然舍弃一部分人的做法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政府敢颁布这样的命令，那无疑会被各种难听的谩骂所淹没。

但是民众却表示了理解，意大利的老人虽然哭泣，却仍然接受了政府的决定。既然必须舍弃，那就舍弃存活率较低的老人，保护还能为社会做贡献的年轻人。意大利、西班牙的去留方案就是舍弃老人，保年轻人，他们仅仅用十几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美国，政府也作出了选择，当疫情失控后，美国政府和专业人士们也作出了选择，CDC面向全美民众的建议表示，建议轻症患者居家隔离，医院只受理重症患者。轻症患者可以让医生上门服务。这句话看似平淡，但实际上已经作出了选择。

我们都知道，居家隔离具有很大的风险，会导致家人、社区之间的传染，我们之所以修建方舱医院，就是为了安置轻症患者。CDC的居家隔离方案，对于房子宽敞、社区空旷的中产阶级来说，居家隔离或许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对于居住环境拥挤恶劣的穷人来说，居家隔离无异于养蛊。

而所谓的医生上门服务更是可笑，美国的医疗服务如此昂贵，很多穷人甚至没有医保，他们如何让医生上门？这种建议等于直接放弃了那些没有付费能力的穷人。这种对于穷人的漠视是黑人拉丁裔大量感染死亡的根本原因，他们大都是穷人，并且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

（恰恰是被西方称为专制的中国没有抛弃老人，救了每一个人）

而在前几天，又暴露出美国存在政界和社会名流优先检测的现象，甚至存在无症状也被优先处理的现象，在检测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富人优先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保富人弃穷人，美国也作出了选择。

二
无限政府与有限政府

我们一向认为欧美民众缺乏忍耐力，但事实证明，欧美民众在疫情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疫情防治，我们国家做的远比欧美要好，但是依然遭到了民众巨大的非议，尤其在疫情初期，武汉迅速出现了因大规模恐慌而挤兑医疗资源的情况，相比之下，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堪称无能，但民众依然能表示理解与支持。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于政府的期望不同，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主张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他们都认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政府不是神，也存在着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欧美的语境中，国家是必要的恶，政府天生就不是完美的，因此才需要监督和制衡。在这种心态下，即使政府出现应对不力的情况，民众也认为是正常现象，是因为危机太大了，已经超过了政府的能力极限。

（美国人认为疫情第一责任是中国，第二责任是不听政府话的人，第四才是特朗普）

而在中国，这种认知完全不存在，中国政府是典型的革命教化政体，其构建基础在于魅力统治，而魅力统治就是塑造一个全能政府的形象，政府代替上帝成为无所不能的神。中国人将政府当做神来看待，相信国家，没有party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深刻在中国人骨髓里的，在与外界隔绝的年代，由于没有对比，中国人对于政府的要求还比较模糊，而一旦和外界接触，中国人就会拿世界最高的标准来要求政府。（新一代中国人由于生活优越，要求进一步增加）
既然你掌握了一切权力，也就需要承担一切责任，神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无所不能的，这种全能政府的形象或许利于统治，但也是巨大的包袱。实际上，西方民主体制最大的优势不是发展经济，也不是维护公平，而是方便政府推卸责任，政府有千百种手段将责任推卸给客观环境和民众。

比如美国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人除了责怪中国外，还认为那些不听总统命令的人应对病毒传播负主要责任，而认为特朗普是主要原因的仅占第四。而如果你在中国做这个民调，责怪政府的肯定是第一位。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专制的法国，“政府就这样取代了上帝，每个人有特殊需求时就祈求政府的保护……每个人都把自己遭受的苦难归咎于政府……最无法避免的灾难都是政府导致，甚至一年四季的恶劣天气也和政府有关。”

三
保护穷人的政府

与很多人认为的相反，我们的国家恰恰是一个保护穷人的政府，这不仅体现在疫情防治之中对于人民生命的重视。还表现在平时的公共政策中。
中国的医疗和教育都是廉价的，中国通过牺牲医生的利益供给了高效廉价的医疗体系，通过牺牲学者的利益构建了廉价的高等教育体系。甚至中国大学的宿舍如此之差，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照顾穷人的心理，防止因付费能力的差异导致穷人产生失落感。近期的扶贫政策更不用说，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将东部地区的税收用于建设中西部贫困地区，甚至建立了对口支援和帮扶。

（中国医生的无私奉献撑起了中国的医疗体制）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保护穷人损害中产的社会（富人有的受益有的不受益），而欧洲是一个保护穷人中产损害富人的社会，美国则是越富越受到保护。对于承受能力较弱又缺乏自治保障能力的穷人来说，中国政府恰恰是最仁慈的。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中央政府并不只是赈济生活贫苦的农民，还要教给他们致富的方法，帮助他们致富，必要时还要强制他们致富。”
在2018年，中美学者曾就贸易战问题进行讨论，我方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民众忍耐力极强，目前来看，这个优势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正如托克维尔细细分析的那样，他既强大又脆弱，他最危险的时刻，就是改邪归正的时候。

（胡锡进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