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有别的盛世：中国古代皇帝为了讨好外国人都做过哪些事？

近期很多优待外国人的事件引起了民意的愤怒，但其实只要我们纵观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这种内外有别，优待外国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其中还不乏所谓的盛世。

面对远道而来的“蛮夷”，皇帝们总是习惯通过厚往薄来的方式来彰显天朝的威严，从而让外人留下天朝皇帝慷慨大方，天朝国力强盛无比的印象。很多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甚至不惜增加税收，牺牲百姓的利益来取悦“蛮夷”。

正是因为皇帝的虚荣和草民的渺小，才造成了乱世百姓苦，盛世百姓依然低人一等的迷之怪圈。

隋炀帝的原则：征收重税取悦胡人

在取悦外人上做的最过的一个可谓是隋炀帝杨广，杨广这个人极度爱慕虚荣，其好大喜功世间罕有。

当时裴矩建议杨广通商西域，从而恢复汉武帝的功绩，让朝廷声威远播。裴矩跟杨广说：“各国多得是奇珍异宝，他们都渴望与天朝通商，并向皇帝您朝贡，之所以迟迟未到，全是因为吐谷浑等国阻挠商路。”杨广听后，随即燃起要媲美汉武帝的雄心壮志，从而立即讨伐吐谷浑，并派裴矩到张掖郡，以重利诱惑西域各国使臣来中国。

其实，跟西域通商对于中国并非坏事，如果是平等互利的贸易，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但杨广的虚荣绝不允许他做一场公平的贸易，而是厚往薄来，宁肯掏空财政也要优待这些外国人，只有优待外国人才能让皇帝脸上有光，才能赚得天朝富庶，皇帝慷慨的虚名。

杨广下令，西域使臣所经过的郡县，各地方官员必须全力迎接，给予优厚待遇。由于杨广定的标准太高，西域使臣络绎不绝，都跑到隋朝来领赏，结果搞得各地方财政枯竭，不得已征收重税，搞得西域使节经过的州县天怒人怨，百姓苦不堪言。

公元610年，杨广又召集诸国的使节国王齐聚洛阳，观看盛大的百戏表演。史料记载这场表演：“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杨广为了显示天朝大方，竟然下令所有餐馆娱乐场所都对外国人免费开放，并将绸缎挂满树枝以显示天朝富足。（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还安排酒馆的服务员对外国人说：“ 中国丰饶， 酒食例不取直。 ” 结果胡客皆惊叹。

但其中几个聪明的立即发现了问题，他们发现虽然绸缎挂满了树枝，但是大街上却有很多衣不蔽体之人。便立即反问：“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人，这些绸缎不去给他们，缠在树上干嘛？）那个刚才吹捧的服务员立即无话可说。

绸缎宁肯烂在树上也不救济贫苦的人，洛阳城内，一面是免费吃喝的外国人，一面则是衣不蔽体、饥肠辘辘的寻常百姓，对于胡人，皇帝是如此的慷慨，对于百姓，他又是如此的吝啬。杨广的盛世，显然与百姓无关。

乾隆皇帝重赏马嘎尔尼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乾隆，当时马嘎尔尼来华，由于拒绝行双膝跪拜，从而引起乾隆极大的不悦，再加上英国使团的“傲慢”和“无礼”要求，乾隆一直对英国使团十分厌恶，巴不得他们立刻离开。但即使如此，乾隆依然给予他们极为丰厚的赏赐。

根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记载，乾隆第一次给予的赏赐有“牛20头，羊120头……160袋面粉，160包大米，……10箱茶叶，22篓桃脯，22篓蜜饯……1000个南瓜，1000个西瓜，3000个甜瓜和数不尽的酒，10箱蜡烛，，30篓瓷器。”这才是第一次的，后面每天都会源源不断的给。而使团，加上水手士兵甚至黑奴总共也不过700多人。

皇帝对使团的赏赐甚至细化到了每个人，连使团的黑奴都有赏赐，根据马嘎尔尼记载，皇帝先后赏赐了他们37次之多，根据史学家统计，赏赐的物品总共有130多种，3000余件。

马嘎尔尼通过询问接待他们的中国官员，得知为了接待他们，每天都要提取5000两的白银，巴罗由此估算，他们的北京之行共花费51.9万白银，而每天为他们服务的人都超过1000人，

与之相对的，则是清朝百姓悲惨的生活，当时由于赏赐太多，很多猪和家禽在路上碰撞而死，于是英国人就将这些已经发臭的动物从船上扔了下去，此时，岸上的中国人就疯了一样跳下海，马上把这些死动物捞起来，洗干净用盐腌好。

马嘎尔尼还注意到，中国人极为缺乏肉食，因此他们什么都吃，他提到：“狗肉是他们惯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中国人一向出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也不放过”。此外，还有很多百姓因为贫穷而抛弃婴儿，英国人巴罗说：“光京城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到一个弃婴漂流在珠江，而周围的中国人熟视无睹。”

对于皇帝的面子：外国人比百姓更重要

为何杨广会对胡人重重犒赏，为何马嘎尔尼如此得罪乾隆依然能得到丰厚赏赐，而寻常百姓，即使对朝廷再忠心，依然要忍饥挨饿，无人过问。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外国人不受皇帝的管辖，因此他们的评价对于皇帝的名声非常重要，而自己的百姓，由于完全被皇帝掌控，也没有什么手段约束皇帝，因此皇帝根本没必要考虑他们的感受。

（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往往从小接受军事训练，和士兵们长大）

这也是中国古代专制与欧洲近代开明专制最大的区别，如果对比中国古代王朝与普鲁士—德国，你会发现鲜明的区别，中国古代皇帝考虑的基准永远是自身的政治利益和虚荣，整个帝国不过是他的家天下。

而普鲁士国王和之后的德国皇帝都是深信皇帝和整个民族连为一体，皇帝应该为整个民族谋利。

很难想象，专制的德国既然很早就实行了义务教育、并是第一个实行社会保障的国家，历任普鲁士国王和德皇也是生活简朴，并且出入军旅，身先士卒。德国的统治者虽然专制，但却冷酷而公正，因此，德国人信服这种专制，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如此能打的重要原因，这种开明专制就是德国人的选择。相比之下，同样实行专制的清朝则不堪一击，人民对其毫无认同。

如果威权不能和民族主义联合起来，那他只能是为少数人谋利，也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而这种民族主义，在今日之中国虽然已经不可阻挡，但仍然存在着此种权责不对应的问题，如果威权不能和民族主义结合，民族主义只表现为仇视外部，而没有对自己国民的尊重和爱护，那他必然是不道德的和不长久的。

中国民族主义的诡异之处在于，他既吸收了西方民族主义的特点，却又掺杂着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明明是多民族国家却采用了德日单一民族的构建与宣传（强民族而弱国民，重血缘、文化认同而轻政治法律认同），这种政治逻辑上的四不像是今日中国民族认同紊乱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