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emical Brothers：回不去的90年代英美地下音乐圈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但又清冷的星期四午餐时分，Tom Rowlands和Ed Simons又一次坐在诺丁山的The Cock & Bottle餐厅里小酌。自从1993年Tom大学毕业后搬来这附近，这里就成了The Chemical Brothers的根据地。

“1990年代的人们都搁这儿混，”Ed回忆道，不一会儿又接着说，“1993年那会儿，这地儿可前卫、可闪亮了。到处都是创意，天天开派对。你要是沿着波多贝罗路闲逛，总能碰上点事儿。”

现在，那里的很多东西都改变了，而这变化并不只在于两人的午餐饮料从酒精畅饮变成了更理智的软饮料。那些古怪的迷幻音乐唱片店都关门了，取而代之的是雨后春笋般开遍大街的餐厅酒吧。许多1990年代混迹于此的风云人物都已经离开了伦敦，Tom也是这样，尽管Ed至今仍住在街角的那所房子里。

当了30多年的朋友，他们两人会一起分享搭档逸事，追忆往昔，互相挖苦，就像一个大脑的左右两瓣儿一样协同合作，不可分离。Tom点了一份汤，Ed选了烤腌火腿，这也是他们对噩梦般的英国退欧政策的诸多嘲讽之一。英国当下的政治混乱甚至渗透进了他们的第九张专辑《No Geography》，专辑中的《We Got To Try》发出了属于迷幻灵魂的战斗口号，《MAH》引用了社交网络上的哀号，而专辑同名歌曲《No Geography》则提到了国无边界的乌托邦主义。

此刻，我们追根溯源，重访那塑造了这一迷幻舞曲巨擘辉煌生涯的七个地方。

“想发片？去曼城就对了！”

1991年，Tom和Ed两人第一次一起站在了唱机转盘前，那时候他们还用着237 Turbo Nutters这么个倒霉名字。“要是我们一直叫那个名字，还能走到今天吗？”Ed揣摩着说。这个短命的锐舞风名号是他们的一个朋友起的，典故来源于二人在曼彻斯特大学念大二时，和其他七个同学一起在鲁什尔姆区租住的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破烂房子。那栋房子又冷又破，周围鱼龙混杂，常引来不少不速之客的光顾。有一次圣诞节假期结束，他们回来后竟发现有人把地下室的石板给偷了。“常有人会跑来敲门问道：‘今晚这里办派对不？’”Ed回忆道。“然后我们会说：‘不办，今晚我们要看相亲节目。’”Tom在记忆中将其视作“一段美妙的时光”。他说：“当我把这些讲给我的女儿听，她的反应是，‘那时候你过得可真够新鲜有料的！’”

1989年，Tom和Ed被Haçienda俱乐部的传奇故事所吸引，从英格兰南部搬去了曼彻斯特。第二年，他们就和朋友Phil South和Alex Kohler一起办起了自己的地下室俱乐部之夜，名为“Naked Under Leather”。“那是我们的第一桩事业，”Ed说，“我们当时打碟的方式和所营造出来的气氛，就算时至今日，依然是我们想再去呈现的。当时参与派对的人也来自各个圈子：有喝着Special Brew牌啤酒的学生，有泡吧酷仔，也有不少寻求认同感的性少数者。”

他们在Naked Under Leather上播放的歌曲，酸性浩室、碎拍，所有海妖般危险的诱惑感，预示了他们的第一支单曲：1992年的《Song To The Siren》（《海妖之歌》）。这首歌也引起了诸如Andrew Weatherall、Darren Emerson等知名DJ们的注意，同时宣告了Tom那个苦苦挣扎的独立舞曲乐队Ariel的终结。Tom和Ed将二人组的名字改为The Dust Brothers，意图向Beastie Boys的制作人致敬，毕竟他们觉得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哪会有人知道他俩，直到他们收到了Dust Brothers本尊送来的律师函。仅凭一支单曲，这两个学生DJ就闯入了他们偶像的视野中。

“曼彻斯特给了我们真正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继续前行，去做我们一直相信的事情，”Tom说道，“是曼城告诉我们：‘你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家俱乐部吗？你想发张唱片吗？好了，去做就对了！’”

英伦巨星们的地下聚集地

The Social可能是全伦敦唯一一个你能见着Oasis乐队的Gallagher兄弟俩、Tricky、Saint Etienne乐队、Andrew Weatherall和James Dean Bradfield的俱乐部了。他们把1990年代中期伦敦所有的音乐元素编织在一起，汇聚在一间弥漫着烟味、汗味，以及硝酸戊酯味的屋子里。在这里，Tom和Ed认识了Noel Gallagher、Tim Burgess和Beth Orton，而这三人成为他们最初的三位客座歌手，他们还结识了Primal Scream乐队，并应邀为该乐队后来臭名昭著的“Give Out But Don’t Give Up”巡演做暖场DJ。“说实话，我们当时有点吓坏了。”Tom说。

Tom和Ed的DJ风格融合了纽约的house音乐、法国的acid音乐、器乐hip-hop，还有他们自己做的混音，通常他们都会使用The Specials或者Barry White’s Love Unlimited Orchestra的歌作为夜场演出的终曲。他们享乐式的折中主义招来了一波模仿者，但在他们看来，这些人都没能抓住重点。“我们一直反对那种‘咋样都行’的行事态度，”Tom说道，“当时我们的做法正好相反：‘不，得是这样。’”

“有家俱乐部在那放《格兰其山》（译注：1978年开播的英剧，主要讲述学生生活故事）的主题曲，”Ed轻蔑地说，“我们可不会放《格兰其山》的主题曲。”

Tom扬了下眉毛，说：“基本上是这样。”

在这里找到伦敦已消逝的嬉皮迷幻气质

“人们之前觉得，在EDM兴起之前，锐舞文化在美国并不存在，”Tom说，“确实是这样的，但那是因为缺乏适宜的环境。美国有很适合锐舞文化的土壤，却没能将其培育成参天大树。”奥兰多便是这样的一片土壤，当The Chemical Brothers于1994年发行了惊为天人的《Chemical Beats》时，那些喜欢碎拍的DJ们都陷入了疯狂。那个夏天，佛罗里达的“骤停打击乐之王”DJ Icey，邀请Tom和Ed到他开设的The Edge俱乐部进行他们在美国的第一次演出。“当时我们真的不晓得自己飞过去到底是要干啥，”Ed说，“我们经历了haçienda和orbital式锐舞的洗礼，但那里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世界。它是如此的全面，保存了伦敦现已消逝的嬉皮迷幻的气质。”

二人礼貌地回绝了这位东道主的邀请，没有去那家“非常棒的小酒吧”，而是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躺在假日酒店的房间里看世界杯，或是去唱片店淘那些日后对他们最初两张专辑影响颇深的重低音迈阿密唱片。“许多英国人以前从未听过这种类型的唱片，”Ed说，“在互联网诞生前，你只有去那里才能搞到这些唱片。”The Chemical Brothers成为“电子乐”热潮的先驱，而美国的唱片公司曾一度使他们坚信，自己的创作能够取代摇滚乐。

两年后，他们与Underworld、Orbital以及The Orb一起参演了在加州滑雪胜地举办的Organic ’96音乐节。当时的天气太冷了，这群英国人不得不去买一堆厚衣服，把自己裹进去保暖。尽管Organic ’96音乐节亏了一大笔钱，但这场音乐节标志着美国人第一次将舞曲表演定义为演出，而不是锐舞派对——这意味着，有大事要发生了。

“这仍是最能使我感到激动的舞台。”

1994年，Tom和Ed作为观众第一次参加了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 Festival），那年Orbital用现场表演的舞曲得到了极大关注。“我们俩都感觉就像是去参加了一次宗教活动，”Ed回忆说，“当我回想起那一刻时，我仍能感受到那种激动。我们也想做到那样。”三年后，他们做到了，他们在舞台上闪耀出的光芒完完全全地超过了Other Stage的头牌Kula Shaker，甚至还需要《Q》的提醒，他们才想起来Kula Shaker也去参加了那次音乐节。2019年将是他们第12次登上Glastonbury的舞台：总共七次现场演出，以及五次DJ表演。“这仍是最能使我感到激动的舞台。”Tom坦言。

△The Chemical Brothers 在 Glastonbury 音乐节

2000年The Chemical Brothers在Pyramid Stage的周五之夜演出，据说是音乐节历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一场演出。那一年，逃票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持票者，导致人群极度拥挤，音乐节的工作人员必须用安全围栏将人群隔开，以保障安全。Ed还记得当时拥挤的人潮，记得自己在演出完以后立刻离开了现场，奔赴爱尔兰的另一场音乐节，但这历史性的表演在他的记忆里就如同一场空白。“一开始，你觉得所有事情都会永恒地一成不变，”Tom说，“然而现在想想，现实点来说，这样惊人的事情我们还能做出多少回？你会越来越认清这一点的。”

The Chemical Brothers上次登上Glastonbury的舞台，是2015年在Other Stage进行压轴演出。当时Ed还得在巡演中抽出时间来完成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Tom和乐队的视频设计师Adam Smith一起完成了表演，而Ed坐在家里，看着电视，心中五味杂陈。“我当时想，‘是的，没我可演不了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回归了。”

“那可真是场奇怪的经历，”Tom说，“演出的时候，我一直边找边想，‘Ed跑哪儿去了？’”

这也使得Ed成为唯一一个看过The Chemical Brothers演出的Chemical Brother。“我看了自己乐队在巴黎的演出。还挺有意思的。在你的臆想中，人们正入迷地听着歌，但实际上他们真正的状态是（Ed蹩脚地模仿着法国口音吼道）：‘要去喝一杯不？Pierre（译注：法国常见人名）去哪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