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坚定地选择出国留学?
又到了熟悉的毕业季,但今年主角却是自己。作为即将告别的荔园学子,有幸获导师邀请,撰写一篇出国留学的稿子。
还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笔者将赴巴黎攻读硕士,一年以后则将“转战”新加坡。在和同龄人一样怀着兴奋“晒”完offer后,焦虑很快地盖过了期待——漫长而繁琐的签证准备、入门即难的法语、知之尚浅的新专业……当导师问及“为什么选择出国留学”时,笔者竟一时语塞。“不忘初心”已成陈词滥调,但很多时候自己却说不上“初心”何在。古希腊先贤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而记忆与反思,无疑是自我对话的最佳方式。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四年大学时光,并感恩所遇良师。同时,也期望对师弟师妹提供些许借鉴。
让我们从一句疑问开始吧。
——大学是什么?
又一年高考落下帷幕。每逢此时,考生忙着放飞自我,家长忙着研究志愿填报、新闻媒体则一本正经地开展着针对教育公平、应试教育的讨论。无论如何,不久将有以万计的年轻人步入大学校园,开启各自人生的新阶段。
然而,他们自己、以及关心他们的人,似乎从未思考过:大学,究竟是什么?上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段经历
从高中的历史课本里,我得知了一批思想家的大名:卢梭、孟德斯鸠、潘恩……在同窗们疲于应付大大小小的考试时,我却很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甚至有段时间的晚自习,只为挤出半小时阅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我选择将数学作业草草应付。如今回忆起来,或许从那时起,法国乃至欧美国家,便与我结下了缘。
高中“三点一线”的枯燥乏味使得我们赋予大学一切美好的想象,但我却始终记得第一学期的失落感:并不紧凑的课程、空洞乏味的内容,以及授业时的随意,都与想象中的大学教育全然不同。
有人曾说:“大学的灵魂,在于图书馆”。然而,阅览室毋宁说是自习室,放眼望去,清一色的考研考公大军。当时捧着几本“闲书”的我,不时能感到隔壁备考者略带异样的目光。
确定主修专业时,怀着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关切,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闻学。但专业课给予的落差却更大:授课内容充斥着无数的采访与写作技巧,却总不见对事件本身的关切——有无数的瞬间,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职业培训学校。
哥大地标
怀揣着“换口气”的想法,我报名参加了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期访学项目。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训是:“借汝之光,得见光明。”也正是我在访学期间的所见所闻,使我坚定了毕业后出国深造的想法。
白先勇在《纽约客》中写道:“纽约是一个无限大、无限深,是一个太上无情的大千世界,个人的悲欢离合,漂浮其中,如沧海一粟,翻转便被淹没了。”
笨重缓慢的汽船缓缓靠岸,海上的浓雾渐渐消散,白色的自由女神像浮现在眼前。依靠着栏杆的几名青年振臂高呼——“New York!” “America!” 刹那间,船舱的乘客纷纷聚集 在甲板上,无不注视着高大的雕像,纵前路未知亦难掩兴奋……对这样的西方电影片头场景,我们并不陌生。对于无数人而言,纽约始终是美国的第一站。
我在自由女神岛上远眺曼哈顿
纽约自有其神奇之处。这座城市如同一鼎大熔炉,无论来自世界何处的人或事物,都能在这六十平方千米的岛上觅得一席地。
漫步于唐人街,耳畔传来亲切的粤语方言,街上是银发的华裔老人,手里一份繁体的《侨报》;驾驶于金融区,西装革履、手捧咖啡的白领小跑着走过马路,走进一扇扇玻璃自动门;穿行于地下行人道,总能邂逅几名卖艺的非裔年轻人, 摆弄着过路行人从未见过的民族乐器……经济金融,有华尔街;政治博弈,有联合国大厦;文化芬芳,有百老汇剧院。
这座城市,始终具备着因未知而存在的新鲜感。
多元化本身,正是纽约的独特定位;多元化存在的背后,则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笔者归国后,偶然读得一篇名为《我为什么离开纽约》的文章。文中提到,在纽约打拼奋斗竟有一种“温水煮青蛙”之感——匆忙行走于高楼大厦的人群,最终只是一张张单调的面孔。
然我却以为,唯有多元化,方有可能性,以排斥为实质的本土化无异于作茧自缚。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不能革新的人,总归是不能保古的。
一张张看似毫无生机的面孔之下,何尝不是一颗怀着无限可能性的心? 遥远的纽约,没有太多的诗意。它赐予我的,不是“仗剑走天涯”的勇气,而只是一分前行的坚定。正因如此,无论是对巴黎抑或是新加坡,纵然充满未知,我却始终满怀期待。
一些经验
在此暂且打住空洞的情怀抒发,先来分享一些关于申请材料准备的“干货”吧。
首先,自然是再熟悉不过的语言成绩——雅思IELTS或托福TOEFL。出国留学,意味着授课的媒介语言将变为全英文。而合格的成绩则是用以证明申请人的外语水平足以应付全英教学。
但是,归根结蒂它们本质上仍然只是一场测试。但凡考试,命题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除单词的积累需“小火慢炖”之外,外语考试的准备切忌“持久战”,1至2个月的高效密集训练为佳,同时在大四开学前考出语言成绩最为理想,既不会影响其他申请材料的准备,又能空出时间弥补校园及社会经历上的不足。
至于雅思与托福的选择问题,则因人而异。如今,大部分地区的学校二者均可接受,以专业官网的招生要求为准。因命题形式的差异,二者的考试难度并不具备直接的可比性,但总体上托福词汇学术性稍强,且重听力能力的考察(除阅读部分外,其余部分均有听力)。
笔者于大三暑假参加托福考试,最终以105分的成绩递交申请。选择托福的原因在于笔者较擅长听读,写作系弱项,同时能适应机考形式。诚然,分数绝不能完全代表语言的运用能力,实用的地道表达,需要在特定环境下的日渐月染。
图片来自于“妙语说留学”
其次是各种文书的写作,挖掘自我与项目的匹配度系重点。简历力求简单明了,详列与申请专业相关的校园及实习经历。长文书分为命题Essay及开放性的Personal Statement,前者的重点并不在于申请人的论点正确与否,而在于研究问题的思路框架及方法运用。
以笔者即将修读的公共政策为例,从中学开始我们即被灌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所谓多角度分析,看似全面详尽但实则往往全凭想象、站不住脚。用数据说话、借助相关工具等进行量化分析,方为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
开放性的Personal Statement多见于香港地区学校的申请,尽管自由发挥的空间大增,但全篇只是为了说明:“Why this school? Why this program? Why me?”经历的阐述本身并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展现出经历的所见所闻如何导致或强化了项目的申请动机。
以我个人为例,在准备“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巴黎政治学院”的双硕士项目的Personal Statement时,我需要在文章中展现出选择新加坡作为目的地的动机。
自然地,我在大二上学期所修的《我读李光耀》课程中的经历与体会即成为宝贵素材。通过课程我了解到李光耀先生制定的“双语政策”,“英语+母语”使得新加坡经济腾飞的同时,塑造了“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感。
由此,我不禁对我国的外语教育进行了反思:为何英语教学的大量投入收效甚微?——只有带出与专业相关的思考,这段经历才能为申请助力。
再次是潜在的面试准备。笔者总共申请了四所院校,分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除港科的公共政策学部外,其余均在未经面试的情况下获得了录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图书馆门前
面试绝非将文书的内容以口头形式复述,而是要能够将个人经历中的细节进行流畅解释,使得面试官信服:正是这些属于你的独特经历,让你有能力成为我们的一员。
当然,面试往往会有非常规的问题,以考察申请人的应变能力。例如,科大面试官齐晔教授在面试中途冷不丁地向我问道:“作为新闻系学生,你最欣赏的外国记者是谁?为什么?”
最后是每一位有意向出国者必然会面临的问题:需不需要中介?在留学中介业已泛滥的当下,可谓是“成也中介,败也中介”。
然而,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中介对申请所起的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取决于自己的态度。笔者身边有不少的同学,与中介签过合同后便撒手不管,甚至连递交系统的账号密码及材料截止日期也一无所知,如此便真是全凭运气了。
没人想做亏钱的买卖,以服务学生为口号的留学中介亦如是。最初中介会对客户进行评估,给出一份选校建议,当中必然有一两个所谓的“保底校”,一如高考填报志愿时的把戏。但你毕竟已不是未成年的高中生了,评估自我的能力、自己做选择并为之负责的态度,总该要有的。笔者所获的五个offer中,有2个在起初就被中介顾问视作“浪费申请费”之举。
文书的撰写及修改,是中介能够产生较大正作用的方面,但仍要以自我为主、中介为辅。在正式撰写前,我通过微信电话与文书老师进行了两次一小时左右的交流,讨论素材的选用及文章逻辑框架的确定,而后又对表达及细节进行了推敲,三易其稿方最终提交。
至于后期签证、租房等手续的办理,中介所能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退一步讲,倘若事事仍求代办,甚至因全英文的官网而“懒得看”“不想看”,又谈何适应出国后的独立生活?
一点思考
毕业典礼在即,我却仍然记得四年前,李明伟老师在学院新生入学讲座时的一番话:“我最喜欢的号码是‘01’,这意味着今天无论是否有所收获,明天都将是新的一天。”
出国留学也是如此,拿到offer的那一刻,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因此,当看到身边有同学在“晒” offer后大呼“人生高光时刻”“实现弯道超车”云云时,我总有些不以为然。
也许读者会问:短短一学期的交流经历就能找到大学的本质吗?我想,出国本身并不会提供现成的客观答案,而在于对自身经历的感悟与反思。
有意思的是,笔者在美国所处的时间节点,正好是特朗普开启总统任期。宣誓就职不久,他就颁布了备受争议的“穆斯林禁令”,依靠移民成就的纽约市,马上炸开了锅,哥伦比亚大学也同样表达了不满——校长向每一位学生群发了邮件,表明自己欢迎世界各地移民的立场;周五下午,学生聚集在主图书馆前的广场,高举着“Resist Trump”“Refugees Welcome”的牌子。
哥大学生在抗议
在刻板印象里,我们往往把此类活动与无秩序、暴力等相联系,初到国外的笔者亦如是。但是,随着太阳逐渐西沉,学生们收起了标语,三三两两地相约着共进晚餐。散场后,广场上未见一片纸屑,一如人群聚集前的模样。
我曾向一位来自美国盐湖城的同学问起,这类的表达能实现目的吗?她却只淡淡地说:“我们并不特别担心特朗普真正做出过分的举动,因为有成熟的制度能够限制权力;我们只是为了表达出自己的立场,我们不会放弃表达本身这一权利。”
她同时告诉我,关心国际事务的美国人也许并不在多数,但在纽约,几乎所有人都会关注社区以及国内的公共事务,尤其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
四年的本科生涯中,《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我最喜爱的课程之一,正如授课的郑维东老师所说的那样,对自由秩序孜孜不倦的追求,从古希腊延续至今,从未停止;而在这种理性的文化传统中,我们发现了政治科学的起源。也正是这些思想界闪耀的群星,吸引着笔者远渡重洋。
诚然,正如四爷在《新闻社会学》的课堂上所讲的那样,无论是政治、行政还是政策,都需要放在特定的context下进行分析。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现代社会中不存在与公共生活全然割裂的个人。因此,对有尊严的公共生活的追求,应当属于每一个个体,无论何种国籍、身处何种社会环境。
那么,如何才称得上一位理性的公共生活参与者呢?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阿伦特女士早已给出了答案:思考与判断。简简单单的两个词却不是凭空得来的能力,培养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公民,大学的人文教育不可或缺。
阿伦特 图片来自于网络
行文至此,对于“大学,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笔者似乎已用自身经历,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同时,也阐明对自己选择出国修读政治学科的缘由。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笔者读到了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以个中佳句为全文作结,并与所有大学同窗共勉:
“高等学府的本质在于,对学生的选择是以每个人对自己负责的行动为前提,他所负的责任也包括了到头来一无所成、一无所能之冒险。在学校里让学生在精神上做这样的选择是最严肃的事情……
大学的理念增强的是法律地位上的人的自由……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政治自由,那就是自行承担政治责任的自由意识,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责任是政治自由的初现。而且,越有知识,越有自尊,就越能觉察自己的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