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铁腕改革家:蓬巴尔侯爵
15-16世纪,葡萄牙成为欧洲大航海运动的领袖国家之一,征服了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诸多殖民地,建立了广阔的海洋帝国,积累了巨量的财富。
15-16世纪葡萄牙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主要开辟了通过非洲南部到东南亚,以及越过大西洋到巴西的航线,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
但葡萄牙未能实现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普遍进步。在中世纪末年到近代初期欧洲数次宏伟的大变革浪潮中,葡萄牙仅仅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占据一个边角的地位,完美错过了经济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政治启蒙运动。
直到18世纪中叶,葡萄牙依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尽管它占据着以巴西为中心的辽阔殖民地,拥有300万人口,但经济却可用贫穷来形容。这个海洋帝国只有数百艘商船,而“海上马车夫”荷兰有上万艘。农业生产效率还和中世纪时一样低下,手工业也日益落伍。葡萄牙当然也不可能拥有发达的商业。在巴西种些巴西木,在大西洋两岸贩运奴隶,就是当时最主要的商业活动了。
在思想上,葡萄牙成了反动力量的重要基地。天主教会坚持反新教、反犹太人立场,耶稣会士垄断着教育,贵族阶层极度愚昧。宗教裁判所大权在握,颁布“禁书目录”,对牛顿、莱布尼茨等学者的书籍一烧了之,更是大力抓捕所谓“异端”,平均每年都要烧死几个“异端”分子。1540-1765年间,葡萄牙宗教裁判所至少处死了1500人。虽然葡萄牙几百年前就设立了大学和职业学院,尤其是设立了第一所航海学院,但到了18世纪,教习的内容都是几百年不变的旧知识。
耶稣会在巴西的会堂遗址(1706年建成的帕拉纳三位一体堂)
若奥五世(1706-1750)统治时期,葡萄牙的君主专制达到高峰,因循守旧也达到高峰。国王利用巴西来的滚滚财富,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兴建了大量宫殿,和许多贵族女性、修女保持着说不清的关系。同时,他对耶稣会十分宠信。当时欧洲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驱逐耶稣会,葡萄牙成了耶稣会最后的据点之一。1748年,教皇本笃十四世封他为“最虔诚的国王”。这个封号在当时的欧洲简直屁都不是,但若奥五世却视若珍宝,直到去世。
布拉干萨王朝的若奥五世(1706-1750)
不过,葡萄牙是幸运的。欧洲的进步思潮终究影响到了这个边陲国家。在若奥五世死后,掌握实权的蓬巴尔侯爵塞巴斯蒂安·若泽·德·卡瓦略·伊·梅洛成为事实上的首相,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行动。
塞巴斯蒂安生于1699年,出生农村地主之家。他早年和寡妇私奔,之后进入官场,被派往英国当外交官。在英国,塞巴斯蒂安努力学习了当时先进国家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掌握了西方那一套。同时,又注意维护葡萄牙国家利益,在外交谈判中据理力争,闹得英王乔治二世很不开心,连离任礼物都没有送。
蓬巴尔侯爵塞巴斯蒂安(1699-1782),他是这个封号的第一任
1745-1749年,塞巴斯蒂安出任驻奥公使,在维也纳任职。这一职务意外地给了他一条通往权力的坦途:他娶了奥地利道恩元帅的侄女为妻,二人十分相爱。而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的王后也是奥地利人,等塞巴斯蒂安回国后,他太太很得王后喜爱,于是塞巴斯蒂安得以接近王位继承人若泽。1750年,若奥五世驾崩,若泽继位,称为若泽一世(1750-1777)。塞巴斯蒂安被任命为战争和外交部长。1770年,被封为蓬巴尔侯爵。
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末代国王若泽一世(1750-1777)
若泽一世成天声色犬马,不理朝政,一切政权都交给蓬巴尔侯爵。于是,葡萄牙历史上二十余年的“蓬巴尔时代”到来了。
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巨大的地震,死亡约万人。蓬巴尔主持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表现出了专断的工作风格。他下令简化对盗窃、抢劫的逮捕和审判程序,迅速安定了灾后社会形势。他制定新城市规划,推倒一切损毁或摇摇欲坠的旧建筑,通过快速重建城市,让旧房子主人们回到家乡,按统一规划重建住宅。不重建的,其建屋资格将被取消。这样的无情举措,使里斯本在1763年就大体恢复了发达的城市功能,城区沿用至今,也使侯爵获得了大多数平民和贵族的尊敬。
蓬巴尔侯爵重建里斯本,1766年范·卢和维尔内绘
蓬巴尔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改革家。他清楚地知道,改革是要动既得利益者奶酪的。要做事,就必须集权。在若奥五世时代,王权已大大加强,贵族特权和地方自治权都被削弱。蓬巴尔打着国王授权的旗号,乾纲独断,进一步强化专制制度。在这方面,他完全拒绝启蒙思想,利用发达的书报检察制度严厉查禁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书籍。
侯爵用残酷的手段打击一切政敌。他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特务网络,四处抓人,耶稣会士、旧贵族及反抗的平民都会被抓进监狱,狱中人满为患。据估计,仅因蓬巴尔个人下令被捕的人数就达4000人,死于监狱的至少有1600人,而当时葡萄牙人口不过300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千人里就有不止一人被他逮捕。
1757年,一群里斯本平民抗议政府设立垄断企业垄断葡萄酒生意,结果有14人被处死,56人被流放。
1758年,国王若泽一世遭到刺杀未遂,蓬巴尔侯爵下令逮捕阿威罗、塔沃拉两个贵族家族成员,对他们严刑拷打,最终逮捕一千多人,并将主要贵族人士处决。而刺杀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国王和塔沃拉侯爵夫人有染——无论如何,侯爵和侯爵夫人均被处死。蓬巴尔还把罪责推到耶稣会头上,宣布耶稣会参与了刺杀阴谋,于1759年将耶稣会予以驱逐。马拉格里达神父坚贞不屈,被宗教裁判所火刑处死——这是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最后一次执行火刑,此后这个机构本身也成了被改革掉的对象。
宗教裁判所执行火刑的场景
通过残酷的铁腕统治,蓬巴尔将一切反对派治得服服帖帖。之后,他的大改革就启动了。
一是政府和宗教改革。残酷地镇压耶稣会,驱逐一切耶稣会士,取缔耶稣会教堂、学校,把国家从耶稣会士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由于耶稣会在民间享有盛誉,他就编写大量小册子,诬蔑耶稣会搞阴谋,妄图推翻葡萄牙政权。他让王权支配教权,规定国王有权任免教士、设废教堂,事实上建立了民族教会。他虽然反对放弃天主教、改信新教,但对教皇却并不尊重,甚至不惜于1760年对教皇克莱芒十三世宣战,逼得教廷不得不于1773年取缔耶稣会,并与葡萄牙讲和(1776年)。他对旧贵族阶层搞大清洗,提拔了不少新贵和商人阶层出任要职,实现了阶层良性流动。
二是经济改革。为了保护民族产业,他奉行重商主义,严厉禁止黄金出口,大力奖进罚出,尤其是限制英国货进口,用其他国家的进口货代替英国货。设立财政部,理顺了财政体系。建立国家商船队,有124艘船,发展航运事业。他建立多家垄断性企业,由王室授权专营,私人入股经营,以发展殖民地和本土特色产业,对葡萄酒尤为上心,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全国各地被划分为不同的农业专门产区:巴西一带种稻米、棉花、咖啡豆、甘蔗,本土重点发展葡萄及酿酒行业。尽管“葡萄牙”纯属汉语音译,但该国确实生产优良的葡萄酒,蓬巴尔侯爵功劳极大。
葡萄牙“波特”葡萄酒。葡萄酒产区制沿用至今,成了一些名牌酒的名片
三是教育文化改革。人的思想是葡萄牙落后的根本原因,蓬巴尔侯爵对此十分了然。在驱逐耶稣会后,他大力改革教育,对大学教学体制进行整顿,推行德意志大学教学法,编译外文教材,鼓励实验方法,让医学生接触真正的病人、尸体,而不是解剖死羊。他设立许多中小学,但这些学校并不培训工人和农民的子弟,只有更高阶层的人才能上学。当时全国的中小学老师不到一千名。尽管改革并不彻底,但葡萄牙现代教育体系就此奠定。
科英布拉大学化学实验室,蓬巴尔时代所设立
四是调整民族政策。葡萄牙自古有大量犹太人生活,在15-16世纪他们度过了一段开明的时光,许多人改宗了基督。但17世纪以后,这些“新基督徒”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许多人被禁止从事政治或教育,常常被诬陷为阴谋的主犯,许多人逃离了这个国家。蓬巴尔下令取消一切歧视新基督徒的法律,对他们平等对待,从而留住了大量的犹太裔精英。据说,当一位法官向国王提议让“新基督徒”戴白帽以示隔离时,蓬巴尔拿出了两顶白帽,一顶给自己戴,一顶给国王戴。此外,葡萄牙还取消了本土奴隶制和亚洲种族歧视制度,但南美殖民地的奴隶制依然保留下来。
1777年若泽一世国王死后,女儿玛丽亚一世(1777-1799)继位。她贬斥蓬巴尔侯爵,迫使其辞职。1782年,蓬巴尔侯爵死于家中。
1770年受封侯爵的蓬巴尔
残酷到血腥的葡萄牙改革,让这个一度光荣的国家再度发展起来。尽管错过了最佳时机,但葡萄牙还不算耽误了欧洲近代化的列车,终于在18-19世纪之交大变革的时代保住了大多数民族利益。
从世界范围来看,改革家往往没有好下场:生前遭各方围攻,死后又背上骂名。蓬巴尔侯爵残酷的集权,在葡萄牙一直备受诟病。然而,没有这样的权力,也就不可能实现改革的理想,没有这样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推动,国家只会继续落后、沉沦下去。对于葡萄牙来说,蓬巴尔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