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国民识字率和城市化率已经远超清朝
导语:即使只看明治维新前的状态,大清就已经输给江户日本了。
在近代史中,一个常见的话题就是对比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为何原本弱小的日本迅速完成了近代化,而看似强大的清朝却停滞不前,以至于最后被日本以小搏大,从东亚霸主直接成为了亚洲二流国家。
日本借助明治维新一举终结了我国自明朝以来建立的朝贡体系,仅仅几十年,就完成了从原有体系的边缘国家到东亚霸王的逆袭。这一切,都是明治维新的功劳吗?当然不是。
我们看待一场改革,绝对不能单独看这件事本身,而应该将目光放长远,看到事件身后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明治维新前的江户时代,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和平最繁荣的一个时期,在这半管制半宽松的环境里,无数新的因素已经出现,在德川统治下,他们或许只是萌芽但一旦有外部力量介入,他们就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最终将日本引上新的道路。
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在1800年,日本国民的识字率以及住在城市中的比例都已经远远超过清朝,不仅超过清朝,就算和英国比,也大体持平甚至超越。这样的国家,虽然还没有近代化,却已经有了近代化的基础。
德川巧妙控制了地方大名,使日本享有和平与发展
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的江户时代,可以说是日本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德川家康吸取丰臣秀吉的教训,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作为中央统治者的幕府该如何有效的约束地方的大名。
德川家康
丰臣秀吉单靠武力弹压,自然不能长久,而要想像秦始皇那样直接取缔封建制也不切实际,如何在保留封建制的前提下控制大名,维持全国的稳定,是一个困扰日本几代将军的难题。德川家族最终想到了解决办法。
从德川家康到德川家光,总体上幕府对于大名的控制越来越严,而这种严格非常的巧妙。江户时代,幕府主要用以下几种方法来控制大名。
第一种是各地大名要定期参拜将军,每次到江户都要待满一年才能回城,来江户的同时还要带足对幕府的捐助,即上缴中央的财税,幕府用这笔钱扩大江户城。
第二种方法最厉害,那就是所有大名的妻儿必须强制住在江户,幕府会为大名的家人修建豪宅,让他们过得十分舒服,但是前提是他们不准出城。在当时幕府有著名的两禁:“即妇女禁止出城,火枪禁止入城。”这等于把大名门的家人直接当做人质扣在了都城,大名们因为亲属的原因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办法还有一个巧妙的地方,那就是由于家人不能出城,所以大名的后嗣都是在江户长大的,18岁之后才能回自己的领地,由于这些继承人都在江户长大,对自己的领地缺乏认同,所以往往待不了多久就回到江户,这使得之后的大名和领地的关系越来越淡薄,以至于不可能形成合力造反。
第三个就是将领地尽量分给忠于自己的武士,一些空地或者一些反叛大名的领地,幕府总会把他们分给自己的武士,他们被称为谱代大名,这些人相当于幕府的家兵,可以巩固幕府统治。
德川家族通过这三种办法大幅削弱了大名的力量,正因如此,日本才维持了接近200年的和平,以至于没有西方的外力打破可以继续维持。这种和平让日本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农民进城与惊人的城市化
江户时代的长期和平让日本有了质的变化,其典型表现就是商业和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在1720年,江户的都城就已经达到了100万人,而清朝的首都北京在乾隆年间(1795)只有74万,直到光绪年间才达到108万。作为一个人口接近4亿的大国,其首都人口还不如3000万人口的日本,已经显现出了差距。
除了江户,日本还有其他的大城市,比如大阪也有38万人口,京都有34万,而英国伦敦同期的人口为70万,也不如日本的江户大。
除了城市人口数量,日本的城市化率也是极为惊人的,1700年,日本有5-6%的人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而同期的欧洲只为2%,如果算上人口1万以上的城镇,日本的城市化率则达到10%,而同期的清朝仅为6.9%。
按照经济学的模型,一个国家一旦城市化率超过了10%,就等于他已跨越了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明治时代日本城市的飞速发展,离不开江户时代打下的基础。
在江户时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量的农民入城打工,极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进城,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村人口过剩,他们不得不到城市寻找工作。二是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使得次子继承不到任何土地,只能到城里另寻天地,加剧了城市化。
与中国不同,中国虽然皇家实行单传,但是在民间,大部分农民家庭都实行分家,既各个儿子都可以分到一部分田产,这样很多次子就没有动力离开农村,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家的土地越分越小,最后大家都变成赤贫。
日本与欧洲则一样,长子继承所有田产同时负责照顾父母,次子们就只能进城打工,他们是日本城市发展的动力之源,正是次子们的走投无路让商业与工业茁壮成长。
大量的人口进城使得日本的城市如此繁荣,以至于1690年,一位随荷兰人来到日本的德国学者如此评述:“日本各藩的交通要道每天熙来攘往,在每年的某些时日里,其拥挤程度有如欧洲稠密城市的街道一般”。
识字率高的背后:藩校、寺子屋与教育的普及
除了城市化,江户时代的日本还进行了教育的普及,以至于到江户时代结束日本男性的识字率达到了33%,女性达到了25%,而同期英国的识字率不过才25%左右,而清朝更是不足4%,可以说,江户日本是当时文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日本国民识字率如此之高,与幕府的政策息息相关。
战争结束后,武士们再也没有战斗的机会,无事可做,整天喝的酩酊大醉。为了防止武士惹是生非,幕府和各地大名大力开办藩校,鼓励武士子弟入学,学习科目包括儒家思想,学成的武士子弟有机会被幕府和大名任命为行政官员,主管财税。原本赋闲的武士终于有了事做,因此大量入学。
江户时代的武士大都羸弱,早已弃武从文,刀仅为象征
除了藩校,幕府对于寺子屋的鼓励和投资对之后的日本影响更大,寺子屋是专门教授平民,1711年幕府颁布《寺子屋师匠九条》,对寺子屋的教学制度和师资都有了明确规定,并由幕府直接管理,可谓是最早的教学纲要。
根据《日本教育史资料》统计,19世纪初登记在册的寺子屋就已经有16560家,到明治维新前,算上没有登记的非正规寺子屋,竟然达到了7万之巨,就连矿山都有为矿山子弟设置的寺子屋,真正做到了:“邑无不学之人,家无不学之子”。
图为教授妇女识字的寺子屋
正因为江户时代留下了如此多的寺子屋,以至于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得以迅速将其转变为国民六年义务制教育,寺子屋直接变为了小学。相比之下,清朝政府几乎什么也没做。
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已经将清朝甩在了后面,如果没有江户时代的积累,明治维新根本不可能如此快的成功。日本与清朝之间的差距,早在西洋人开关的100年前就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