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当苦难成为生活本身

“迦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 —— 路加福音第十章15节

我们这些人蜗居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房价五万一平米起步，想拿到相对舒适的地段则迅速攀升到八万甚至十万。工资怎么涨也涨不过房价，而大多数人只期待着月薪过万。一边是高楼林立，豪车满街，另一边，大多数人面对着房子只能暗自排解无力，甚至连摇号买车的资格都没有。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地狱模式”的城市，众生注定要在这里奋斗到死，或者选择永远逃离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人却生活在另外一种城市里。他们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破屋和塑料棚里，随时都可能被清退。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他们无法获得正当工作，只能在主的“恩赐”下不断生孩子。这些人无法真正活在这里，但也无法逃离。

因为他们来自真正的地狱。

这个地方被人们叫做迦百农（Capharnaum），电影《何以为家》讲述的就是这里发生的故事。

“迦百农”是圣经中的地名，是加利利海附近一域，耶稣开始传道时，即迁居此地，有不少神迹和重要的事情在这地方发生。

但是现实中，耶稣却并没有拯救这里的人。

12岁的小男孩赞恩为了躲避叙利亚战争，跟随父母逃亡到了黎巴嫩的贫民窟。由于极度赤贫，一家六七口人只能挤在一间暗无天日的破房子里，终日生活在被驱逐出境的恐慌中。

这样的场景让人联想到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但境况却大相径庭。柴田一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给予了彼此最温暖的时光；赞恩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至亲骨血，彼此之间却纷争不休。

赞恩没机会上学。为了帮父母撑起这个家，他只能去打黑工。他不仅要给小卖部上货、卖果汁，甚至拿着处方去药店骗取药物，加工成“白粉”卖钱。萨哈是他心里唯一柔软的部分，但致命的打击却很快降临了。无力支付房租的父母为了不被赶走，把年仅11岁的女儿嫁给了房东阿萨德。

对于父亲来说，孩子是一个男人的尊严，也是赚钱的工具。但对于孩子自己而言，他们的存在是上帝的惩罚。当一个人最后的慰藉都被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能是绝望了。

这个沉重的打击令赞恩彻底崩溃了，心灰意冷的他开始了流亡。但是在这个城市里，他根本没有活下去的能力，直到遇见同样身处困境的拉希尔母子。

拉希尔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难民，为了不让警方带走孩子，她只好悄悄逃离担保人的家，成为一名非法居民。赞恩选择了和拉希尔母子相依为命，他本以为平静的日子会继续下去，但噩耗却再次降临。

拉希尔被警察逮捕了，走投无路的赞恩只好把约纳斯卖给了假证商人。商人许诺送他去欧洲，但赞恩必须得回家拿身份证件。

然而，回家后赞恩绝望地发现，妹妹萨哈因怀孕大出血去世了。萨哈没有合法身份而被医院拒收，就这样死在了医院门口。

愤怒的赞恩彻底失去了理智，他甩开了所有人的阻拦，抄起一把刀便冲向了房东阿萨德的家，奋力捅向了那个比自己高大强壮的成年男人。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拍摄这一段情节时，并没有直接展现赞恩是如何拔刀捅人的，只是用镜头展现出这个小男孩义无反顾地奔跑着，以及街道上人们复杂的表情。

也许这些人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也许他们早就习以为常。

赞恩被关进了未成年监狱。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给一档电视节目打去了电话，表示要起诉自己的父母：“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或殴打，我住在这里的地狱，像一堆腐烂的肉。我以为我们能做好人，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要我们像地毯一样被踩在脚下。”

这一段控诉是全片的高潮，更集中展现了导演想要表达的核心：

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只有这样，他们在长大以后才会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故事的结尾，赞恩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护照，可以正大光明地离开这个人间地狱，前往欧洲那个令他向往的国度。但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他是否知道，那里或许是天堂，但终其一生都不会成为他的家。

真的，何以为家？

这部电影或许想说，真正的悲剧是无解的。无论怎样的反抗都不会有结果，你注定被困在这样一段永无出路的悲惨人生中，只有死亡才是唯一的解脱。

影片中，赞恩的饰演者并非职业演员，而是真实的叙利亚难民。在被导演发掘时，12岁左右的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导演拉巴基为了让观众意识到电影的真实和残酷，要求演员必须经历过这样的生活，甚至选择了一批真实生活在难民中间的人来出演。

赞恩只是叙利亚战争造成的无数难民中的一个。截至2017年2月，叙利亚已有46.5万人因之丧生，约135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500万叙利亚人出逃沦为难民。

然而，难民问题已在欧洲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欧盟的人口流动及边界开放政策严重影响着欧洲的国家安全，并导致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法推行者的渗透。

叙利亚难民问题太过于复杂，也太过于沉重，身在北上广深的人们或许并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但是至少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

当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抱怨物价时，或者一边躺在温暖的被窝里，一边发微博上控诉人生时，如果能稍微想一想有赞恩那样的孩子还沉沦在苦难里，我们就没有权利去怨天尤人。

至少我们还有选择，可他们呢？

正如导演娜丁·拉巴基所说：“我不想天真地说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如果它可以改变你看待这些孩子的态度，或是你看待你自己生活的态度，那么它至少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变你。当千千万万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时，真正的改变才会开始发生。”

片末，摄影师告诉赞恩，他在拍一张护照照片，而不是死亡证明，赞恩要保持微笑。此时赞恩才露出了全片唯一一个真心的笑容，这个微笑或许并不能代表快乐，但起码，它代表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