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林·沃的《布园重访》：查尔斯上尉神圣与渎神的回忆

《布园重访》（Brideshead Revisited, 1981）

还是让我们先从一封美丽的信开始吧：“最亲爱的查尔斯：我在写字桌的后面找到了一盒子信纸，所以必须写信给你不可了，也为着祭奠我失去的纯真。纯真就像从来不曾有过。医生自始至终就对它很绝望。不久我要出发去威尼斯，和爸爸待在他的罪恶之殿，我好想你也一起。我好想你现在就在我身边。我从未这么孤独过。家里的人进进出出，总在收拾行李，来了又去。白覆盆子已经熟了。我有个主意，不带阿洛伊修斯去威尼斯。我不想它在意大利遇上一群坏熊，染上臭毛病。爱你，或随你便。 —— S. ”

那个夏天，塞巴斯蒂安从Brideshead庄园，寄给查尔斯这封“好像从未曾有过”的纯真的信。于是，两个晚熟的男孩之间的最曼妙的友谊，重新开辟了艾略特荒原年代的新伊甸园。

伊夫林·沃的长篇代表作《布园重访》（Brideshead Revisited）笼罩着浓烈的哀伤情绪，当下越是哀伤，回忆越是浓烈，曾经就越是美好。毫无疑问，宗教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天主教是小说中绕不开的复杂的存在。它复杂到，叫你放弃了爱，成了死人，从而获得救赎。为什么宗教成了小说的中心主题？副标题也已经说明了这个主题（查尔斯上尉神圣与渎神的回忆）。近代世界的出现，就是伴随着科学观念的占据高地而形成的，直到尼采宣声上帝已死。但是，的确是宗教塑造了这本小说最神圣和惨痛的美丽。宗教和科学的分歧，除了美学意义之外，没有任何的不同。科学以解决问题见长的优势丝毫站不住脚，到现在为止，除了发生在科幻大片中的灾难外，科学没有阻止住任何重大灾难。

一个自称是不可知论者的资产阶级青年查尔斯，走入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天主教家庭。他立刻沉迷了这个家庭给他带来的古典美，这种古典美无疑是跟天主教大有关系。查尔斯与这个家庭中的两位青年男女（塞巴斯蒂安与茱莉亚）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于天主教的关系，而分道扬镳。从此他也彻底跟这个家庭隔断。

查尔斯的回忆世界中，最先出场的是塞巴斯蒂安。他是1920年代的牛津大学生，和他形影不离的是一只泰迪熊。塞巴斯蒂安一出场，他的天真、趣味和纳喀索斯式的自恋，让小说的回忆世界有了一个盛大的序幕。塞巴斯蒂安是个序幕。1981年的电视剧中，还在塞巴斯蒂安出场，安排这么一句从书中读来的一句话，在小说中却并没有出现在相同的位置，那就是：有谁会想对待一朵花和一只蝴蝶那样，去对待宗教呢？塞巴斯蒂安说他会将宗教当做一种美。宗教之美，是所有人的一种童年经验。等待成年人的却是宗教的残酷。然而，塞巴斯蒂安拒绝成长，尽管有一个成熟的世界在等待着他长大。于是，他只好固执的活在他的奶妈和那只形影不离的泰迪熊的虚构世界中，逃避现实的沉重。不几年，他又找到了查尔斯，用塞巴斯蒂安的朋友布兰奇的话说，他们很幸运发现对方。他想要像把鼬鼠从安乐窝中驱赶出来那样，把他们敢到现实的世界中，认认清现实世界的样子。

查尔斯与这个家庭中的塞巴斯蒂安的关系，无疑带有象征性的意味。塞巴斯蒂安的美，在查尔斯远远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就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们之间的相识的过程，让作者描述的委婉、清妙，幽默，而驾轻就熟。作者从战争中开始回忆，回忆的开始是查尔斯跟塞巴斯蒂安第一次来到Brideshead这座大庄园的情景。然后再次又陷入更深的追忆，开始交代查尔斯跟塞巴斯蒂安如何相识。回忆的深入与层层递进，让我们跟随情节推进、思绪飘飞的同时，也染上了浓烈的回忆色彩。

如果塞巴斯蒂安代表着天主教的天真的美，迷惑了查尔斯，那么，在叙述他们二人之间相互吸引的过程中，情境并没有变得封闭起来，他们相识的几场戏，都层层递进的交代了查尔斯从一个不可知论者，如何脱离他的那帮崇尚科学与理性的现代主义者，被宗教的朴素美所吸引；作者在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的相识过程中，还安插了一个有着超前意识的安东尼·布兰奇，对他们的二人关系做着局外的注解。

查尔斯叙述道，他很早就知道有塞巴斯蒂安这个人物的存在，他和同学在牛津骑着自行车，躲在一旁，看塞巴斯蒂安驾着马车哒哒驶过，那种优雅的古典美，吸引了查尔斯的目光。塞巴斯蒂安的行为，无疑在一战后的英国，已经有些脱离时代了。在塞巴斯蒂安酒后站在查尔斯的窗前，吐了他房间一地，也成了查尔斯第二天的素描的内容；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布满了黄水仙，他的房间又成了一种充斥着古典美的温室。他接受邀请，去参加塞巴斯蒂安的午餐，香槟酒，鸟蛋，龙虾，一切都是上流社会的古典仪式。代表真正的现代主义精神的安东尼·布兰奇的出场，让查尔斯惊慌失措。他谈的是足球，嫖妓，绯闻，和染脚趾甲……每一番言论，对于查尔斯来说都骇人听闻。我相信查尔斯并不会真的喜欢安东尼·布兰奇，也就谈不上会真正理解这个人，而饭后安东尼·布兰奇在对着窗外的一群棒小伙子读的《荒原》（The Waste Land），无疑都是在对牛弹琴。安东尼·布兰奇的现代主义，无疑也是对当时流行的科学精神进行了结构和嘲讽，让我们看一看牛津学生对查尔斯关于塞巴斯蒂安吐了他一地的行为进行的一番具有“科学精神”的道歉言辞，就可见一斑：“事实不在于酒的数量和酒的质量，而在于混合。理解了这一点，你要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只有理解，才会原谅。”查尔斯抛弃了具有“科学精神”的同学，转而投入了塞巴斯蒂安的怀抱。他摘下了他房间内墙上挂着的真正代表现代主义的梵·高的《向日葵》，投向了古典主义。战后作者对于现实的不满，让他将重新审视古典主义，并对天主教中的古典美做出了最为深切的挽歌式哀悼。

安东尼·布兰奇和查尔斯有一场塞巴斯蒂安缺席的交谈，是小说中极有趣味又很有深意的一场戏。安东尼·布兰奇被同学扔下水池的情形，通过布兰奇本人之口，向查尔斯叙述出来，是带着强烈的反讽，一方面也是对查尔斯和塞巴斯蒂安之间的关系做注脚。布兰奇描述说：“我对他们讲说，‘我亲爱的棒小伙子们，如果你们略懂一点儿性心理学的话，你们就知道，天底下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被你们这些小伙子用肉乎乎的小手虐待了。那简直是最下流的狂欢。如果你们有谁想跟我分享肉体的快乐，那就过来抓我吧。不过，如果你们只是想满足你们那模糊的，不容易被归类的性欲的话，那就踏踏实实的，跟我去水边。’结果我自己主动的跳下了水，我还在水中做了几个动作，感觉很清爽。”布兰奇的略带着结巴和法语音的大段独白，更增强了他作为根深蒂固的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叛逆的同性恋者的风采。布兰奇作为他们共同的牛津大学的校友，是书中唯一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对布兰奇行为的描述似乎让我们看出剑桥四谍和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的影子在。他还对查尔斯介绍了塞巴斯蒂安的家庭。这算是查尔斯正式进入到这个天主教大家庭之前的一次展演，有点“冷子兴演说红楼梦”的意思，只是安东尼·布兰奇的叙述和点评，偏偏字字珠玑，鞭辟入里，会让读者突然跳出作者的浓烈回忆的氛围，用现代的眼光衡量那个古典的天主教世界，有着暮鼓晨钟般的警醒。小说对这个天主教家庭的人物关系的叙事，无疑是带有无尽的优雅和体面，与安东尼·布兰奇的中伤大相径庭。然而，抛开那层优雅和体面，我们知道安东尼·布兰奇赤裸裸揭开了血淋淋的真相。电影版的《故园风雨后》便是一部还原之作。电影从一开始就让查尔斯同时与塞巴斯蒂安和塞巴斯蒂安的姐姐茱莉亚同时保持着暧昧的关系，打破了小说中原有的结构。而塞巴斯蒂安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也被还原得触目惊心。我们能从电影中听到类似于SM的虐待，但是无疑原著中那根无形的牵系的丝线，更加符合宗教对于塞巴斯蒂安根深蒂固的控制的描述。

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是从那个盛夏开始的。查尔斯逃离父亲在伦敦的公寓，同时也意味着逃离了那个与世隔绝的、无爱的中产阶级的窒息生活。这场查尔斯与父亲的盛夏序曲，是在极度讽刺的口吻下进行的，与现实脱节的父亲仿佛仍旧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好年代，然而，他的毫不“与时俱进”的观念中，充斥满了各种种族主义，阶级偏见和性别歧视。查尔斯与父亲这场父与子之间的餐桌上的战争，伴随着毫无沟通能力的政治、文化与现实上的差异与隔阂。他对Jorkins表示出对美国人和印度人的种族歧视，说在英国肯定会格外怀念他的民族运动，板球；对查尔斯征求关于是否喜欢Miss Orme Herrick时说，“你不喜欢她那双大脚呢，还是不喜欢她毛茸茸的胡须？”他对人并没有天然的亲近感，他只是一种维多利亚时期死去的、冷冰冰的形式，他是男性版的《不可儿戏》中的布莱克奈尔夫人。当查尔斯听说塞巴斯蒂安受了伤，匆匆赶赴探望的时候，查尔斯父亲怀疑他的出现无助于这个朋友的病情好转，因为他既不是医生，也不是牧师。闯入维多利亚美好年代的查尔斯终于被父亲的仪式感驱逐，但是查尔斯并不是回到现实中，而是回到了一战后还没有死亡的古典主义的宗教美之中。

“我沉浸在熟悉与陌生的双重幻觉之中。一种微弱肉欲的蝙蝠嘶嘶的声音。”查尔斯见到来车站接他的茱莉亚时，这样叙述。塞巴斯蒂安对父亲提到过一句“夏天很美好”的话，当不是无谓。他们盛夏的庞大古典交响乐，开始了。查尔斯正式走入Brideshead，其实并不是第一次随塞巴斯蒂安去见他的奶妈霍金斯的那次，而是始于本次。我们不妨比照一番查尔斯的走入Brideshead的两次差异。第一次查尔斯随塞巴斯蒂安匆忙走入，并匆忙离开，他在心中打下了奇特而神秘的烙印。在我们的印象中，塞巴斯蒂安应该非常喜欢他们家庭居住的这个地方，尽管他的这种表述带出了强烈的距离感，没有家的味道。塞巴斯蒂安特地选了一个角度，停下了车，问查尔斯觉得怎么样。查尔斯惊呆了。“能住这里，简直太棒了！”塞巴斯蒂安选取了一个家庭成员都在伦敦社交的空档，带查尔斯前来，是为了逃避他的家庭。他们只见了奶妈霍金斯，听说姐姐回来，他们匆匆逃离。在逃离之前，在查尔斯的恳请之下，他们简略参观了这所房子，塞巴斯蒂安格外介绍了大宅中的一个天主教堂，这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不管是这所富丽堂皇的大宅，还是天主教堂，还是他的泰迪熊阿洛伊修斯，无一例外，都是他虚构的一个世界，仅供他沉迷的。这次拜访，就如同查尔斯第一次与塞巴斯蒂安的结识，将查尔斯正式从清教徒般冰冷的世界，带入到一个充斥着古典美的世界中去。他开始对此顶礼膜拜了。这应该归功于塞巴斯蒂安对查尔斯的成功引领。他们走入天堂，免受他人的侵扰。

“你是为我感到羞耻，还是为家人感到羞耻？”查尔斯对塞巴斯蒂安免于自己见到他的家人，感到不满。“他们太有魅力了，我不想他们把我的朋友，变成他们的朋友。”塞巴斯蒂安的这种想独自占有查尔斯的自私心理，并不是一种对友谊和感情的恭维，而是而是一种真正的恐惧。这种恐惧源自于宗教（天主教）对于他欲望的剥夺。在查尔斯出现之前，塞巴斯蒂安的情感寄托只是他的奶妈霍金斯和他的泰迪熊阿洛伊修斯。奶妈霍金斯与查尔斯的父亲一样，活在一个虚幻的维多利亚美好年代，只不过是一个代表着英国乡间的温情，一个有着伦敦工业社会的冰冷。泰迪熊阿洛伊修斯也同样是一个虚构。唯独查尔斯，是塞巴斯蒂安离他最近的情感与欲望的投射物。他需要紧紧抓住。

在Brideshead与塞巴斯蒂安一起消夏，查尔斯用回忆的口吻叙述道，“那些日子我仿佛置身天堂。”（其原意是他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塞巴斯蒂安说，他希望一直都是夏天，家人离开了，草莓熟了，阿洛伊修斯永远都不愠怒。这个伊甸园般的盛夏，开启了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从天堂到人间的坠落过程。这个过程是伴着这所大宅子中的各色人等的陆续进入，逐渐开始的。这些各色人等，包括从天主教牧师，姐姐茱莉亚，妹妹科迪利亚，再到哥哥布赖兹赫德，等等。每一个人的到来，都跟宗教（天主教）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单独一起的时候，宗教也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可以说，宗教问题将查尔斯裹了一个密不透风。塞巴斯蒂安对于宗教的美，有着天真的执迷。他挣脱不掉。可是他一直试图在反抗。塞巴斯蒂安自从第一次带查尔斯走入教堂，就跟查尔斯发生了争执。塞巴斯蒂安跪下来做礼拜。查尔斯也单膝跪了下来。查尔斯说：“我觉得这是一种礼貌。”塞巴斯蒂安说：“你没必要迎合我这么做。”塞巴斯蒂安之后总会无意中提到宗教，便会跟查尔斯发生争执。查尔斯发现，塞巴斯蒂安并不是他当初认识的那个样子。伊夫林·沃的笔触比较隐晦，他对于塞巴斯蒂安对宗教（天主教）的反抗描述的比较隐晦，并没有将矛盾白热化。“我真希望自己不信宗教。”“天主教的人数在英国数量太小。我们只是一小部分人。”还有关于信仰天主教与幸福的关系等等，都是在塞巴斯蒂安每一次受到轻微刺激，比方说牧师做完执事时候，或者哥哥来到庄园，等外部因素的侵扰之下发生。这些并没有打破他们夏日的狂欢。

接下来他们来了一次意大利威尼斯之行。威尼斯之行，好像是作者伊夫林·沃在间接对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致敬。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是讲述了一个哲学家在精神处于困境之时来到威尼斯旅行，被这里的一个美少年吸引，执迷到没有离开，并最终死于鼠疫。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虽然不是描述宗教，却跟美有关。而美正是天主教赋予塞巴斯蒂安的化身。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的威尼斯之行，也算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查尔斯被塞巴斯蒂安的美所吸引，在这里遭遇了转折。查尔斯在塞巴斯蒂安缺席的情形下，与马奇梅因勋爵的情人卡拉有一场关于爱的对话，可是对话的内容却是塞巴斯蒂安家庭中充满了恨的主题，卡拉的一场关于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之间的关系的论断，预示着他们成长后的分道扬镳。她说，她羡慕北方日耳曼民族的青年人会陷入一场同性间的恋爱，因为他们的青春期成熟得比较晚，这时候爱上一个男孩总比爱上一个女孩，更加幸运。她还看出了塞巴斯蒂安跟查尔斯痴迷于酒的本质上的不同，饮酒的方式象征着性倾向的不同，查尔斯在青春期晚熟的情形之下，对塞巴斯蒂安的迷恋迟早要迷途知返，而塞巴斯蒂安则会继续沉迷下去。这场象征着爱与死的威尼斯之恋结束了。

他们回到了伦敦，是寒冷的阴天。接下来是漫长的神圣的死亡。在这里不得不说到塞巴斯蒂安的母亲马奇梅因勋爵夫人。说起马奇梅因勋爵夫人，她是《布园重访》中的唯一一个反面角色。她是作者描述的天主教在人间的代表，正如小女儿科迪莉亚所说，人们恨上帝，于是就恨我妈妈。因为人们不敢真去恨圣人，于是就恨他的代表。马奇梅因夫人得到所有人的同情，除了她所爱的人。她自己是个悲剧，又把悲剧带给了她的家庭，尤其是塞巴斯蒂安和茱莉亚。如果一个人不会爱，他是最适合信教的。马奇梅因勋爵夫人就是这样的人。

马奇梅因勋爵夫人仍旧毫不迟疑的闯入了塞巴斯蒂安和查尔斯之间的生活。他们的关系进入了深秋。Samgrass像一个间谍般横亘在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之间，Samgrass是天主教（或者说是马奇梅因勋爵夫人）的代表，禁止两个男人搞同性恋。不管是Samgrass的监视，还是塞巴斯蒂安母亲希望他们不止有一个朋友，其实都在暗示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的关系受到了马奇梅因勋爵夫人的强大干扰。接下来，还有更多的人开始介入他们之间的生活。茱莉亚的加拿大男友雷克斯，和一个强大的外部环境，舞会，妓院，法庭，警察局，及对他们控制力最强大的塞巴斯蒂安的母亲，马奇梅因勋爵夫人。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的关系转入一系列的隐喻：一个在理智的饮酒，一个痴迷的饮酒；一个在离酒渐行渐远，一个在酒中越陷越深。塞巴斯蒂安的家人都不明白他饮酒的缘故，或者说塞巴斯蒂安饮酒的缘故如同他的父亲，只是在规避一种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在查尔斯来讲，是不存在的。查尔斯有着清教徒般的清白与克制，甚至连他都不明白塞巴斯蒂安的饮酒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裂痕已经在逐步扩大。有一场戏，发生在Brideshead的大宅，查尔斯在跟科迪莉亚快乐的下棋，塞巴斯蒂安在自己的房间偷偷饮酒。塞巴斯蒂安下楼来取酒，这才引起了查尔斯的注意。他跟随塞巴斯蒂安回房间，试图把酒带走。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塞巴斯蒂安已经看到查尔斯不可避免的离他远去，跟他的母亲越走越近。查尔斯试图用感冒来为塞巴斯蒂安搪塞，却最终暴露了真相。一场宗教钳制的大戏开始上演。塞巴斯蒂安冲下楼来，为之前的粗鲁行为向查尔斯道歉，并再次强调，查尔斯是他的朋友，他唯一的朋友，可是他却对查尔斯太坏。然后他故意把母亲的照片扔到地上，醉醺醺的离开。这时候的马奇梅因勋爵夫人在给大家朗读宗教的篇章，一根无形的丝线已经将他紧紧栓住，不管他走到天涯海角都挣脱不掉。查尔斯送塞巴斯蒂安上楼，在楼梯的半中间，塞巴斯蒂安瘫痪般坐下来，再也无力挣扎起，他知道他被他母亲口中的那根无形丝线紧紧钳制，无力挣脱，连查尔斯都注定要弃他而去。“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帮助母亲监视我？”这是塞巴斯蒂安在沉沉的暗夜所发出的最强大的抗议的呐喊。然而，次日他便冷静了，他说他要逃离这里，去住到查尔斯伦敦的家中。查尔斯只要跟马奇梅因勋爵夫人告别，引起了塞巴斯蒂安的不快：“我要逃离这里，我什么都不在乎！”“你昨晚就说过这话。”查尔斯说。查尔斯的冰冷已经显山露水了。他并不理解塞巴斯蒂安的挣脱与逃离。他们是两个世界。等到他们在伦敦查尔斯的家中见了面，塞巴斯蒂安再次问他，会不会站到他的这一边，查尔斯带着戏仿的口吻说了一句他们之间已经心照不宣的拉丁成语：“不惜一切！”查尔斯的口吻有多戏谑，他对塞巴斯蒂安的敷衍就有多么虚假。查尔斯已经有了逃离的心。他可以单独脱离塞巴斯蒂安，与那个大家庭进行来往。他已经成了马奇梅因勋爵夫人的朋友，他不再是塞巴斯蒂安的那个虚构世界的主人公了。在牛津，马奇梅因勋爵夫人对塞巴斯蒂安的最终安排是让他跟天主教堂的一位牧师合住，将他与查尔斯同居的梦想打破。塞巴斯蒂安再次说到他要逃离这里，然而口吻越发虚弱无力。他说他要写信给父亲，让父亲出面干预母亲的安排。但是，他明明知道父亲丝毫不愿意为他出力，马奇梅因勋爵在意大利的罪恶宫殿中，过着抛弃信仰的日子，似乎早就乐不思蜀了。塞巴斯蒂安退学了。查尔斯也去了巴黎学习。一年的圣诞元旦，查尔斯再次拜访Brideshead，这是他平生倒数第二次跟塞巴斯蒂安的见面，这是他们分道扬镳的戏。时值塞巴斯蒂安正好旅行归来，马奇梅因勋爵夫人安排Samgrass随同塞巴斯蒂安一起去希腊，去北非。这不由让人想起了法国同性恋作家纪德的《背德者》，这本中篇小说写了作者带着自己的妻子去北非旅游，自己获得重生，而作者的妻子却获得死亡的故事。塞巴斯蒂安后来果真也逃离了英国，去了北非，尽管在外人眼中他走向了毁灭，但是，通过科迪莉亚的叙述，塞巴斯蒂安其实是获得了自由，而宗教的美，仍旧在孜孜不倦的注入他流浪的灵魂中去。这次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在布赖兹赫德的重逢，是他们人生在这座庄园的最后一次遇见。他们之间的面目已经貌合神离。查尔斯暗自资助塞巴斯蒂安外出饮酒并被马奇梅因夫人察觉，让查尔斯与马奇梅因勋爵夫人决裂。查尔斯对塞巴斯蒂安说：“说实话，你其实也并不想我留下来，是吧？”塞巴斯蒂安没有回答。查尔斯逃开了。他以为他和塞巴斯蒂安及这个天主教家庭，彻底割断了联系。

从马奇梅因勋爵夫人的闯入，到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的分道扬镳，正是他们美好情感的一步步走出幻灭的过程，也是伊夫林·沃从天主教的古典美中被驱逐的过程，他在精神上所依附的那个时代眼睁睁的坠落人间，和塞巴斯蒂安同样，走向了颠簸流离。查尔斯结了婚，成了职业画家。查尔斯并没有在接下来的婚姻生活中找到慰藉，他的艺术世界如同他的婚姻生活，毫无例外的平庸。他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次邂逅了茱莉亚。开始了他跟Brideshead庄园的再次联系。

茱莉亚是塞巴斯蒂安的复调形式，是天堂故事的人间复演。伊夫林·沃为了掰开揉碎了展演天主教这个跟他精神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灵魂苦乐园，将查尔斯做了一个升天入地的巡游。这时候的查尔斯与茱莉亚都是已婚之人。伊夫林·沃毫无想表达命运阴差阳错的任何意思。因为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天主教。结局也只有一个，逃不脱。如果说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之间的关系是天主教教规所不允许的话，那么查尔斯同茱莉亚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得不到天主教的允许。宗教这时候再一次成为横亘在查尔斯与茱莉亚之间的障碍。宗教的主题仍旧没有偏离。

天主教不允许离婚，而且，天主教也不允许异教通婚。茱莉亚与雷克斯的结婚也是障碍重重。雷克斯的入教与茱莉亚结婚，成为小说抨击天主教的一大亮点，尽管有些黑吃黑的意思。雷克斯被天主教的牧师认定为最不可拯救的一类人。他完全没有宗教感，然而他诚心入教，他从来都不相信宗教，但是他可以遵守天主教的任何教规。只有不知信仰为何物的人，才可以做到真正的皈依。因为皈依对他们来说都是形式，因为宗教要你的灵魂，却发现对方没有灵魂。宗教被触怒了，人却一脸的无辜。像查尔斯所说的，我这么做只是出于礼貌。查尔斯与茱莉亚相爱，在Brideshead过起了同居的日子。马奇梅因勋爵夫人已经撒手人寰，但是她的影响无处不在。查尔斯与茱莉亚之间所面临的障碍似乎应该比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来，要小得多。然而，他们也没有最后结成夫妻。

就如同宗教是查尔斯与茱莉亚婚姻之间的障碍一样，安东尼·布兰奇的再次归来，成了查尔斯与艺术世界横亘的一道跨越不过的障碍。为什么安东尼·布兰奇会再出出现？正像他成为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之间的评点者一样，他仍旧不能逃避作为查尔斯与茱莉亚之间的爱情的评点者。如果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当初有伊甸园庇护，布兰奇还不怎么敢放肆的话，那么如今看到跌落人间的查尔斯，布兰奇可就不怎么客气了。

在查尔斯举办画展的这一日，有位老朋友闯了进来，他就是安东尼·布兰奇，为查尔斯备受关注的画展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仿佛没有他滔滔不绝的评论，整个画展就不上品。安东尼·布兰奇评论道：“我亲爱的查尔斯，还是让我们在这群善良而平凡的人的面前闭嘴吧，省得去打搅了他们天真的幻想。可是你我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堆糟糕透顶的破烂货。告诉我，你是跟哪儿找到的这些美妙的蕨类植物来供你享乐的呢？”查尔斯最糟糕的并不是他的艺术，而是他平庸的人生。安东尼·布兰奇继续说：“有人说你的画展简直就称得上是堕落。你知道当时听了这句话，我的这颗老心是怎样的砰砰乱跳吗？我迫不及待的想过来对你的艺术表达敬意。我恨不得冲出客厅，跳上出租车，对着司机大喊，快点，带我到查尔斯那个堕落的画展去。结果，我发现了什么呢？仅仅是魅力，英国式魅力。”布兰奇带着查尔斯去了一个比查尔斯的画更有魅力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地下同志酒吧。大概想想若干年之后这样的酒吧已经公然变为地上，变为时尚，日益招摇起来，超前的布兰奇赫赫扬扬地走出了查尔斯的世界，不知去向。或者说，去向过于明显，都无意细表。反是克劳迪娅对见到塞巴斯蒂安的那一番情形的描述，带上了欲罢不能的逝去的哀伤。在查尔斯眼中，他既不能理解塞巴斯蒂安的堕落，也不理解布兰奇的放荡。他试图追求的正常，也终于破产了。

查尔斯和茱莉亚之间的婚姻，以失败而告终。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就是天主教。马奇梅因勋爵落叶归根之后，他一生反对天主教，临死之前却仍旧亲吻了十字架，乞求了主的宽恕。朱莉娅和查尔斯分手前，对他说：“我一向很坏。很可能我以后还会很坏，还会受到惩罚。不过我越坏，我就越需要上帝。我不能拒绝上帝的慈悲。” 她说她跟查尔斯的分手，是她暗自跟上帝所做的一桩个人交易，如果她主动放弃她内心最渴望作的一件事，那么上帝就不会对她更加绝望，从而放弃她。如果人是因为欲望走向毁灭的，那么宗教则是告诉你该如何学会节制，或者真如大多数英国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传统那样，有节制的爱，才是最大的道德。宗教所要求人的放弃，是全部的灵魂。如果你放弃了欲望，你的灵魂就彻底交给了上帝。于是，人们将不爱，当做节制，以期得到上帝的拯救。

世界已经转入了二战。欧洲的知识分子不是远走美国，就是陷入了深深的哀伤。小说就始于二战中的查尔斯，行军中不经意来带了一所他曾经熟识并一度居住而沉迷的大庄园布赖兹赫德（Brideshead），他曾经与这个家庭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勾起了对战前爵士年代（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平静二十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反映出欧洲上流社会知识分子对于二战后整个世界的深深哀伤和失望。连希区柯克在美国好莱坞的《疑影》（Shadow of a Doubt, 1943）都在缅怀着那个逝去的美好时代。以胡泊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已经开始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流，如同一战彻底毁掉了贵族最后的一颗救命稻草一般，二战也已经毁掉了资产阶级所钟情的那个古典美的世界。时代总是在变，不变的却是记忆，还有记忆带来有的那抹浓烈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