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一说读书人迈不过去的五四

新文化运动由一帮旧学功底深厚，新学基础皮毛的读书人来开启，比照满清时代那些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思维的官僚们，算是略微有了五十步和百步之间的进步。

因为这批人比满清的官僚，似乎认清了中国不仅仅是器物不如人，而且思想文化更不如人的窘境。在文化思想上改造民众的愚昧落后，输入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再执着于器物的“末”，改变大多数读书人的士大夫心理，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对现代文明（西方文明）亡我之心不死的本能敌视态度，是这些读书人本来应该做的。

如果这个纯粹的由读书人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能够持续进行下去，在一点一滴的输入学理，培育新民的基础上，可能会培养一批热心现代学术和西方文明的读书种子，也可能会给这个愚昧深重的民族上带来一丝现代文明的曙光。

这个运动的发起者，除了胡适基本算是系统的接受了英美教育之外，其他诸如蔡元培，周树人，陈独秀等人，旧学功底虽然深厚。但是历史证明，这些旧学功底正是他们在思想上走的更远的壁垒障碍，无助于取得更大的成就。

他们学习的西方知识，多半是经过日本人翻译绍介的半吊子西方文化成果，而不是像胡适那样直接接触最现代化的英美思想文化成果。即便是胡适，也曾经被苏联的假象所迷惑，足可见当时最优秀的读书人是何等的浅陋！

这些人从日本间接接受西方文明，不得不谈谈日本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当然也有是否日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纠结，不过他们在新学和旧学之间的纠结挣扎，在现实对比参照之后，就尽快的做出选择。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现代科技文化军事产业经济制度的引进植入，短短数年，日本已经基本和西方没有多大的差别。

对于实用心理极强的日本人而言，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汉唐雄风可以骄傲，而其国粹如茶道，儒学等，只能作为丰富民众社会生活的点缀。对于国内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日本，所谓的国粹国学解决不了当下的生存问题，更无法解决列强林立之下日本如何自立于世界的困局。

所以学习历史上的汉唐，还是师从西方，脱亚入欧，都不是问题。日本的国粹，大半都是自历史上的中国而来，而不是国产，因此，输入西方文明，一样没什么不好意思和纠结。而对于迷信儒学可以救中国救世界的中国读书人，让他们脱离国粹，全盘现代化（全盘西化），那可比掘了他们祖坟还要难过。

从林则徐魏源以来，中国读书人，主流上根本不承认西方文化的先进，而以为只要学西方的奇技淫巧，甚至在这些器物技术上超越西方，那么一下子就能够让中国重回汉唐雄风，康乾盛世。他们心目中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目的无非是回到汉唐康乾的万国来朝，而不是主权在民的现代共和。

只可惜，这个启蒙运动的时间太过不凑巧，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帮武夫别有用心的颟顸无形，贸然被卷进列强的争霸战争。而作为战胜方反而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心理落差，激起了在野的士大夫们的愤怒。

他们以为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在他们的蛊惑下，学生走向了街头。却不知道日本后面，还有一个更心怀叵测的北极熊在虎视眈眈。他们断送了新文化运动，就像是一个孕妇掐死了尚且在肚腹中成长的婴孩。

当读书人忽然发现，攫取权力原来是比埋头学术书斋更能实现理想的终南捷径时，潘多拉魔盒就被打开了。

至于胡适后来的成就，陈独秀的临终悔悟，只能算是后来的进步，并不能给他们在那个时代的不浅薄做背书。

如果把新文化运动和西方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相比，会发现有许多的不足。

第一，时间太短。被读书人过度渲染的列强亡我之心不死的救亡心态，始终未能让这个运动保持“文化的归文化，政治的归政治”的启蒙路径，这大概也是后来的学人认为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原因。

第二，没有出现西方启蒙运动时代灿若云荼的科技，文化，思想，艺术成就。更没有涌现出一大批思想文化巨人，现代人意淫的所谓民国大师，真正拉到世界上，没有几个够得上思想文化巨人的标准。

第三，恐怕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被忽视的，就是没有补足宗教信仰这一课。在没有信仰的国度里，如何弥补这一课，大概还要回归《圣经》中“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教训。

五四值得研究，新文化运动更值得研究，因为从两者的剧烈断崖一样的嬗变，可以看出一百年来中国读书人思想起伏的脉络。在权力和知识之间，他们的选择是急功近利的。这值得每一个渴望这个民族进步的读书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