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剧，毋宁死

同西方的“罪感文化”和邻国日本的“耻感文化”相对应，中国也有属于自己的“乐感文化”。受牢不可破的经济结构及强固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影响，升斗小民“自得其乐”、“自强不息”——我们最擅长的就是不给自己添堵。除开少数反骨仔，朴实刚健的劳动人民温驯、卑下而忍让；讲求“平安喜乐”，相信“否极泰来”和“柳暗花明”。这很神奇：无需宗教麻木就能与现实和解。

报喜不报忧，似乎已成为我们民族性格和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正如喜鹊和乌鸦驻留窗台，往往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林黛玉那样“喜散不喜聚”者毕竟不多，大部分人还是属意happily ever after式结局。

才子佳人式的喜剧套路，大体如下：未中功名、寒窗苦读的书生，妖狐也好鬼魅也罢，总归能得红袖添香；再厉害一层，则是绮年玉貌的世家小姐慧眼识英，对其一见钟情，忽然就“竹篱茅舍自甘心”，非要过粗茶淡饭、荆钗布裙的日子不可，夫妻二人往往还要上演些“泥他沽酒拔金钗”的温馨戏码，最终书生抱得美人归，捎带美人的万贯家财。

这套路中最美的是《柳毅传》：赤诚一片、铁石肝胆的柳毅娶了多情的龙女。钱塘君这性如烈火的汉子，“电目血舌，朱鳞火鬣”，他以无惧无畏、宰割山河的气魄悍然掀翻旧秩序，非得闹个“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不可。正该如此，他并非温厚平和的洞庭，而是动如雷霆、怒澜飞空的钱塘的化身啊！

最引人反感的则是《虬髯客传》：为粉饰李唐王室的正统和合理性，让“龙虎之状”的虬髯客在天命所归的李世民面前主动退让，甚至赠送家财、传授兵法，让李靖辅佐李世民成就伟业，中心思想乃是文末那句“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即“不要犯上作乱”，以喜剧之名行说教（抑或奴化？）之事，实乃令人作呕的文艺政治化之典范，可惜了这么个本该侠气纵横的故事。

古典文学中称得上伟大的作品，似乎只有《红楼梦》一部蕴藏悲剧内核，而曹公苦心埋了无数大观园衰落的伏笔，打第二回就已明说贾府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被狗尾续貂了个“沐皇恩贾家延世泽”，让最烦经济俗务、八股文章的贾宝玉成了他自己尖刻讽刺的“禄蠹”一流，怎不教人跌足扼腕！曹老师讲得口干舌燥的重点，高鹗小朋友一个字也没听进去，真不知该说他是妙手回春，还是冥顽不灵。

中国人对喜剧的偏好，在繁荣昌盛的市井文化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水浒传》和《西游记》一众主角，都接受了招安：橄榄枝分别来自公安部门和诸天神佛。我无意探讨这是否代表某种反叛精神的（不得不）消亡，但作者们无一例外将希望寄托于皇权、公理甚至更为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它们又何曾回应过呢？我猜，大概我们真的不大喜爱“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尽管传奇话本总是高高举起又一句“后世人莫有遇者”轻悄放下，也总会点明主人公“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的结局。

文采斐然的《长恨歌》，即便“翡翠衾寒谁与共”“此恨绵绵无绝期”， 毕竟安排了唐明皇与太真的会晤和誓约；而《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还魂”也与古希腊的“机械降神”无异，可谓作者一力强扭出的大团圆。

《题都城南庄》这么个淡淡惆怅的故事，也有人不解风情，偏要续写他如何遇见一女子，女子如何见他墙上的题诗而思念至死，崔护刚好赶到，救活了她，还成了婚——悠远无尽的省略号改成了看似圆融的句号，喜则喜矣，索然无味。

这是一种病，大概可以称之为“不喜剧不舒服斯基”。干脆利落删去《水浒传》后三十回的金圣叹先生可谓妙人矣，但喜剧仍是最使大部分中国作者舒适的语境：尽管深知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空无而艰难生活，并期待一个热闹、完满的收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