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不公与“亡天下”之感：义和团为何要屠戮教士教民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球俱发蓝。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 —— 义和团揭帖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西化、反洋人的排外运动，一副揭帖打油诗已将这一点显现的淋漓尽致，而义和团反西化的核心又是反洋教，整个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以几桩教案开始的。

对于义和团的团民来讲，列强的军队离他们太过遥远，他们也很难懂得民族大义和洗雪耻辱这些知识分子才看重的价值，他们对于洋人和外来事物的反感，几乎都直接来源于洋教士以及受他们庇护而无法无天的教民。

义和团屠杀教士

如果我们细细探察义和团反洋教杀教民的原因，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场团民和教民之间的矛盾混杂了文明间的冲突以及因朝廷区别对待而导致的不公。当处于弱势的百姓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官府唯独对投靠异文化的教民彬彬有礼，而教民又利用这种特权横行无忌时，这种愤恨与不公很快就会演化为民间与西方的全面对立。

享有“特权”的教民引发了巨大的愤恨

义和团的团民大部分由贫苦农民组成，这一群体的典型特征就是一小二私，他们对于洋教洋人的愤恨，更多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那就是加入教会的教民依照洋人的撑腰，从官府那里取得了某种特权，其中的部分坏分子利用这股特权以权谋私，损害了非教民的利益，而这种特权的主要体现就是在诉讼中取得优势。

当时教会的宣传遍地可见这种混搭风，图为教会的中国教民

清末很多基督教会来到中国传教，但他们发现他们的教义对于中国人的吸引力非常有限，而他们建设的育婴堂也没有引起中国人多大的兴趣，在晚清乱世，人命贱如土，能产生经济价值的青壮年尚且如此，更何况完全是负担的孩童呢？教会收养孤儿的举动因此并未得到多少中国人的认同。

最后，教会终于发现了一个赢得中国人信任，借机传教的契机，那就是诉讼，教士们发现清朝的司法十分腐败，其审判往往凭县官一人做主，毫无监督，诉讼的结果往往有利于那些有钱有势，能向县官寻租的人。这种极度的司法黑暗引发了普通百姓极大的愤恨。教会看准了这个契机，开始专门帮助穷人打官司。

清朝的司法极为黑暗

由于教会有列强撑腰，而清朝对列强又畏之如虎，因此凡是教会介入的案子，穷人没有不获胜的，“正义”没有不伸张的，地主权贵们的贿赂一瞬间丧失了功效。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当时的美国领事法勒也提到：“无论对错，天主教教徒总会赢得官司的胜利，因为地方官员害怕外国传教士”。

由于有洋人撑腰，平常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官僚们再也不敢怠慢百姓。

表面上看，这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在于教士帮助穷人诉讼并不是单纯的伸张正义，而是为了传教。换句话说，教士们不是为穷人诉讼，而是为入了教的穷人诉讼，前提是你愿意成为一名基督徒。

这种宗教上的功利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现实的好处而入教，而其中也不乏歪瓜裂枣之人，这些人依靠教会的支持不但干扰司法审判，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

到了后来，就变成，入教的教民成了一种新的特权阶层，不要说是没入教的穷苦农民，就算是地主豪强，在教民面前也黯然失色，其中一些不法之徒更是趁机要挟官府圈地占地，鱼肉乡里。而很显然，教会出于自身传教的利益，对于教民的不法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教会来说，传播宗教似乎远比约束信徒要重要的多。

基督教侵入让很多中国人，尤其士绅有了“亡天下”之感

除了教民仰仗教会而干预诉讼，鱼肉乡里外，基督教侵入导致的文明冲突让很多士绅有了亡天下的感觉，而教会的积极传教以及对中国人传统信仰的干涉又加剧了这种冲突。

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文明型国家，保持儒家世俗文明的稳固一直是中国心照不宣的默契，种族可以多样，但文化必须一元，那些侵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在没有接受中华文化之前往往遭到激烈的抵抗，但一旦他们按照中国的传统行事，则很快会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即所谓“夷狄入华夏则华夏，华夏入夷狄则夷狄。”

清朝之所以能稳固统治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基本接受了汉化

满清入关让很多知识分子感到痛苦，但相对于这种反满情绪，基督教侵入则让知识分子有了普遍的亡天下之感，对于他们来说，清灭明只是亡国，而基督教一旦成功，则代表中华文明的陨落，即亡天下。而义和团之前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儒家文明的破坏又加深了这种恐惧与不安。

康熙曾经热衷于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但宗教上的矛盾最后断绝了交流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的矛盾几乎无处不在，中国的传统宗教基本停留在祖先崇拜和泛灵论的阶段，拜祖先拜偶像是得到大众认同的宗教行为，而基督教最忌讳的就是偶像崇拜，这一冲突不仅在晚清，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十分严重，当时康熙之所以驱赶天主教会一大原因就在于教皇不允许中国人祭拜祖先。对于中国的传统节日，教会也是多加干预，这无疑引起了很多中国百姓尤其是地方士绅的不满。

除了基督教会对中国人传统信仰的干预，教会的很多观念也同样不能为中国人理解，比如很多百姓将耶稣受刑理解为巫蛊，将洋人做外科手术理解为吃人，所谓的洋人吃小孩实际上是对两种现象的误读，一是对洋人喜好收养孤儿的不解，二则是对西洋医学开膛破肚的恐惧，这种文化上的隔阂在教民不端行为的渲染下变得愈加突出。

天灾降临，义和团和教会的矛盾彻底变为流血事件

由于前两个原因，义和团和教会已经是水火不容，一旦遭遇契机，很快这种不满就会演化为一场暴动，这个契机就是天灾。

1900年，旱灾席卷山东，很多地方长期不下雨，使得庄稼颗粒无收，在这种极端情境下，双方都开始把罪责引向对方，并对对方的信仰极尽污蔑。

义和团称之所以不下雨全是因为：洋教闹中原, 佛祖受欺压, 圣贤亦蒙羞。所以要佛法五常不再尊, 天地一怒止住雨 , 八百万神兵下天庭 , 除尽洋教送甘霖。因此这一时段，不断有教民被杀，教堂被洗劫。比如在1900年6月30日和7月1日两天，仅在保定府就有15个新教传教士被杀，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这种对教民教士的杀戮此时已成了普遍现象。

面对义和团的怒火，教会也开始将义和团形容为魔鬼的使者，并诋毁义和团的信仰以及中国传统宗教，这更是激化了矛盾。

面对这样大的暴动，清政府却无能为力，他既不能消除洋人的特权，又不能解决百姓的疾苦，最终这场暴动在慈禧的有意纵容下演化为了一场反对整个西化和现代化的运动，并导致了庚子国变的发生，由此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巨大的灾难。

而最终，所有人似乎都为慈禧做了牺牲品与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