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美国渊源
约翰·朱迪斯 (John B.Judis) 的这本《The Populist Explosion:How the Great Recession Transform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Politics》,中文姑且译为《民粹大爆发》——出版于2016年10月,作者在报告中回溯了民粹主义的欧美渊源,资料翔实,文笔简练,逻辑清晰,是一本紧扣时事的民粹主义论述佳作。本周只读完了上半部分,暂且总结一下民粹主义渊源的美国篇。
这本报告出版时,作者并没能预见到特朗普真的会在一个月之后登顶美国总统之位。但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特朗普现象并非偶发,而是罗斯·佩罗(Ross Perot)、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等美国民粹主义代表的一路承袭。特朗普可能会因为他没有「总统样」而输掉选举,但他注定「要给新自由主义的天空划开一道大口子」。
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
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逻辑,是一种思考政治的方式。这是我们正确看待民粹主义的起点。作者引用历史学家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的话补充说明:
民粹主义是一种语言,在它的表述里,普通人是一个高贵的集合体,而不是简单地被阶级捆绑在一起;他们的精英对立面被视为自私自利、背弃民主;民粹主义正是要将前者动员起来去对抗后者。
这里点出了,不管民粹主义的主张是多么复杂含混难以概括,「我们人民 vs. 精英」的母题是始终存在的。至于人民是谁,精英又是谁,人民和精英之间以何种手段对抗,对抗追求的结果是什么,谁来领导这场对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达。
民粹主义可以是左翼的,可以是右翼的,对此作者有一个划分,左翼民粹主义是二元的,中下层民众vs.上层精英,右翼民粹主义则是三元的,中下层民众指责上层精英偏袒第三方,比如移民、穆斯林等等。这是个粗浅的划分,尤其考虑到左翼民粹主义也有隐含的排外倾向,可能更多还是要看双方在推动社会平等方面的政策立场。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民粹主义这个非意识形态领域,主张上可能左右兼有,传统的左右之分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起源:美国人民党
民粹主义是一个美国产物,但它在美国的表现常常像是一阵旋风,来得快去得快,在它的第二故乡欧洲,倒是绵延不绝。这和美国欧洲的政治制度差异大有关系,在欧洲多党制的环境下,边缘民粹党派可以长期存活,在美国的两党制环境下却很难。
美国民粹主义的传统可以上溯至独立战争和杰克逊总统在位期间,但它真正登上舞台的标志应当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美国人民党运动(一译平民党)。当时,生活在美国南部和大平原上的农民正经历一场农产品价格下跌和旱灾的危机,垄断的铁路企业却继续标高农产品运输的价格,农民收不抵支;小农场要么被大企业兼并,要么被抵押给银行;打工的日子也不好过,从中国、日本、葡萄牙、意大利等国来的劳工严重拉低了本国的薪资水平。这种情形下,堪萨斯州、德州的一些农协成员率先行动起来,同美国主要的工人组织「劳工骑士团」联合起来,开始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1890年人民党在内布拉斯加州集会现场
那时,联盟就已经有意识地将自己当做包括农民和蓝领工人在内的「人民」的代表,来对抗「金权政治」,他们最初的诉求包括承认劳工联盟、停止土地投机、放开低息贷款等,等到1889年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他们的诉求又进一步扩大到实行铁路国有化、实施累进税率、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国库支库。可以看出,它们不同于社会主义,不是要彻底打倒不合理的制度,而是希望政府更积极地采取措施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由于他们的主张得不到两党的支持,他们于1892年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人民党,1894年他们推出的众议院候选人一度拿到10%的选票,然而他们最终还是败给了两党制:选票回流到更有希望胜选的民主共和两党手中,民主党人吸收了他们的部分主张,人民党转而在1896年的大选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布莱恩,这一运动逐渐被主流政党同化。到1908年他们推出候选人的支持率只有惨淡的0.19%,人民党运动趋于消亡。
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人民党运动还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它开启了民粹主义运动的逻辑:人民集结起来,给不愿改革的精英带来压力。它的政纲之后也被两党吸收,诸如累进税率、国库支库的主张,在罗斯福新政中就得到了实施。
两次经济危机的不同影响
人民党运动消亡大约20年后,美国迎来了一次大危机——30年代大萧条。朱迪斯这本报告的副标题虽然重点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但30年代大萧条作为一个有力的参照是不可不提的,两轮危机都催生了民粹,形态却有不同。
30年代大危机催生的主要是休伊·朗的左翼民粹运动,朗原本是罗斯福的支持者,罗斯福当政后他们很快分道扬镳。朗认为罗斯福的新政举措过于软弱,他于1934年倡议成立「分享我们的财富协会」,提出非常激进的再分配主张:家庭财富不能超过500万美元,年收入不能超过100万美元,超过的部分通过征税分配给其他家庭。这样的想法当然是不现实的,但依旧收获了不小的支持,甚至影响到了美国两党的竞选局面。为了避免1936年选举中朗分流民主党的选票,罗斯福当年不得不开启第二轮新政,通过社会保障法案、税收改革鼓励更大范围的财富再分配,将部分民粹主张吸收到自己的政治举措当中。此举是否保障了罗斯福的连任无法验证,因为1935年休伊·朗遇刺身亡,但休伊·朗掀起的左翼民粹运动对新政的影响与塑造是无可否认的。
休伊·朗(1893-1935)
相比之下,08年金融危机虽然也催生了桑德斯领导的左翼运动,但无论是最初的先驱者(茶党崛起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最终的胜利者(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是右翼民粹的代表。这其中的差别值得玩味。从运动支持者的角度作者提出一种解释,30年代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高达25%,这已经同时威胁到底层和中层人民的生存,中产们的恐惧是食不果腹、沦落街头,他们同底层人民是站在同一战线的,因此他们支持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而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产阶级的财富虽然缩水,但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他们的担忧不是自身会破产,而是已经岌岌可危的财富还要为底层人民的福利、为少数群体的保障、为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富人们「买单」。这一批「美国激进中产」——这是1975年社会学家唐纳德·沃伦提出的一个概念——可能构成了茶党运动和特朗普支持者的主力,他们「感到政府对富人和穷人都照顾有加,中产阶级却被无情地忽略了。」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
当然,这些激进中产不是金融危机后一夜产生的,从30年代大危机到08年金融危机,美国也走过了很长的路,期间早已涌现出了许多右翼民粹主义的先驱,如今的特朗普现象,都能从那里找到源头。
特朗普的先驱们
首先要提及的是60年代的乔治·华莱士。60年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但乔治·华莱士是一个种族隔离主义者,他最出名的举动就是作为阿拉巴马州州长期间,亲自堵在州立大学门口拒绝两个黑人学生入内注册。但华莱士的声望一直很高,1968年独立参选,曾与共和党的尼克森和民主党的汉弗莱分庭抗礼,直到1972年参与民主党党内初选遇刺,从此半身不遂。华莱士的主张核心虽然是种族隔离,他打的却是实打实的民粹牌:为普通的美国(白人)发声,对抗华盛顿官僚的暴政,在人民和金权阶层中间,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种族问题以外,华莱士的主张其实更接近新政后的民主党,支持增加教育、福利、公路和农业的投资等等。
所以,华莱士的支持者是左右混杂的,它的支持者画像其实就是上文所说的「美国激进中产」:这批人大约占到当时选民的四分之一,男性略多于女性,普遍拥有高中文凭,收入略低于中位数,通常是技能熟练或半熟练的蓝领工人,或者是白领职员。他们不喜欢政府,但也害怕大公司的欺压;他们支持很多自由主义的主张,也想要政府保障人人就业;他们还支持价格管制、公共医保、联邦教育投入和社会保障。这些人就是美国右翼民粹语境下的「人民」。1972年以后,共和党人部分吸纳了华莱士有关大政府、福利等问题的主张,上文所说的中产们也更多地从民主党滑向了共和党,相反的,一些原本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护士、教师、工程师、建筑师等等职业人士,反而受到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影响,变成了民主党的票仓。两党的选民结构自此发生重大改变,不再是单纯的以收入和教育来区分彼此了。
更晚近的先驱还包括罗斯·佩罗和帕特·布坎南,这批人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背景大有关系。这个词的含义非常复杂,在美国可以近乎定义为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修正——保留新政的社会「安全网」,但要赋予市场更大的主动性。1970年前后,美国经济首度感受到来自西欧和日本的挑战,美国财政开始出现赤字,全球工业产能过剩,美国制造业利润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工运潮不断,结社起来的工人提出工资要求,使得原本就利润缩水的企业雪上加霜。政府和商界对此的回应是:减税加息、放松金融管制、开放移民、建立自贸区,通过供给侧经济学和涓滴效应来提高全体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渐奠定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这样确实是刺激了经济增长,做大了蛋糕,但也造成了更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和全球化的负面效果。
佩罗和布坎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佩罗是中间偏左路线,要求政府更有效地介入经济,反对大企业向海外转移工作机会,反对北美自贸区协定,质疑美国过多介入国际事务忽视国内经济。他对华盛顿的低效十分不满,今天我们谈到两党政治常说的「僵局」(gridlock)一词就是经他发扬光大的,佩罗的运动撕开了新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口子。布坎南走的则是右翼路线,除了继续鼓吹人民同金权势力之间的矛盾,他是第一个将「移民问题」单列为议程的总统候选人,「一个对边界失去控制的国家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布坎南如此描述道。不过,由于90年代以后经济的复苏,布坎南的阵势并没能坚持太久。他们所掀起的浪潮,要到08年那场金融海啸过后,才听到回响。